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巨型发展中经济体，这句话完整准确地概括出了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国情。首先，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总量增长率低但基数巨大，经济发达程度有限但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城市化水平不高但流动人口规模巨大，这三个“巨大”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发展的主要态势。此外还有令人头痛的出生性别比问题，既是难题，也是隐患。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这个“发展中”不但体现在经济上，也同样体现在社会上；这个“大国”不但体现在人口规模、幅员辽阔和经济规模上，也体现在地区、城乡、阶层发展的差异上和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上。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的分化和转型愈演愈烈。伴随市场化改革、所有制结构调整以及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工人阶级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新变化，农民阶级人数不断减少，大量新社会阶层涌现。伴随工业化、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迅速调整，劳动者的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分配要素多元化使全社会的贫富差距显著拉大。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非均衡发展，相对贫困问题凸显。本文拟对上述现象展开分析和讨论，数据引用原则上到2012年截止。

　　一、人口和家庭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两高一低”过渡型转变为接近发达经济体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现代型，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

　　中国推行更加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在大大减少了新增人口规模的同时，迅速改善了人口年龄结构，由此节约下来的巨额人口抚养费用就部分地构成了所谓“人口红利”。但是从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趋势上看，在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同时，是少儿抚养比的减小和老年抚养比的相对增大。而且，伴随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的是家庭户人口规模的不断缩小，而这种家庭小型化的趋向也使得家庭的功能发生变化，特别是当面临人口老龄化时，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大大削弱了。

　　这里，我只讲一个数据。据联合国预测，1990~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同期中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的9.3%，同期中国由6.1%上升至11.5%，中国的增长速度和比重两方面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人，约占全世界老龄人口6.98亿人的24%，全世界4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是中国老年人。

　　中国自古就有“养儿防老”的传统，直到今天，大约农村仍有六成（含有子女外出打工的家庭）、城市接近半数的父母与子女相伴。也就是说，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养老方式和养老制度；在农村，因为没有正规的退休制度和社会保障机制，来自子女的供养更是绝大多数父母失去劳动能力后的主要寄托[1]。但是，这种养老体制正在受到来自家庭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股潮流的日益严重的冲击。尤其是对独生子女户来说，他们所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个“421”家庭结构：父母4人，孩子1人，夹在中间的是不堪重负的夫妇2人。于是，越来越多的父母主动地选择了空巢或被动地走向了空巢。2012年，中国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比例近半（49.7%）；农村老年人“空巢家庭”比例也上升很快，达到了38.3%。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自然结构出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1980年就突破正常值的上限达到107.11，此后一路上扬，2008年达到最高值120.56，从2009年开始出现掉头下行的走势。这三十余年积累下来的男女性别比失调问题，将随着这批人口逐渐成年而显现出来，那就是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婚姻挤压”问题。目前中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人，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而且，“娶妻”的难易程度还依照着地区的贫富程度不同而变化。近年来在某些靠近边境的地区，从邻近的国家娶妻（多数未办理合法手续）暂时缓解了这一难题。而随着网上征婚的流行和出境旅游的便利，内地男子“进口新娘”的现象也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也一直暗流涌动。

　　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

　　改革开放以来十多亿中国人最突出的变化，莫过于空前的波澜壮阔的人口流动。由于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迄今国内人口流动的大趋势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南沿海地区。2012年的流动人口数量为2.36亿人（相当于每6个中国人中有1个是流动人口），农民工总量达2.6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亿人。

　　外出农民工八成是要流向城镇。在中国，城镇化已是大势所趋，1990年到200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到2010年每年提高1.36个百分点，说明这10年城镇化率在加快，城镇人口在增加。2011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但是被统计进城镇人口总量的流动人口中八成左右还保留着农村户口，属于“被城市化”人口。中共十六大以来逐渐形成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新思路，力图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有序地解决“被城市化”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不过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在中国，户籍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核心所在，附着在上面的是一整套不平等的社会福利待遇，被纳入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与城镇户籍居民相差甚远。取消户籍排斥，意味着对流动人口要实行属地化管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考虑到流动人口的数量和各地的承受能力，为防止出现一些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贫民窟”现象，这样的改革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口流动是一种由农村向城镇的单向流动，本质上属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且这些劳动力绝大多数是男性青壮年劳动力，这些青壮年人口的大量流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并加速了农村的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家庭空巢化。他们大多在城里无力购房而是租房居住，其在农村的住房却大量处于空置状态，留在乡下的是分别达数千万的老年人口、妇女和儿童。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农民工的家庭生活和妇女发展问题，以及留守儿童的抚养、教育和成长问题，同样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三、职业分类和阶层分化

　　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就业结构会随着产业结构的转换不断调整。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以及市场化和社会化的相互促进，导致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的职业结构也会发生频繁的变动。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199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突破了过去以行业管理机构为主体，以归口部门、单位甚至用工形式来划分职业的传统模式，采用了以从业人员工作性质的同一性作为职业划分标准的新原则，首次对全社会的职业进行了科学规范的划分和归类，全面反映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职业结构。进入21世纪以来，职业变化的两个新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一是更新换代加快，二是呈现不断细分的趋势。一些传统产业中的职业趋向萎缩，一些领域中的职业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一些员工会因此失去就业岗位。一些职业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如“保姆”变成了家政服务员，理发员变成了“美发师”等等。一些职业则不断细化，如企业管理人员中的董事长、总经理、首席执行官（CEO）、部门经理、项目经理等。一些新兴产业则在不断衍生出新的职业，特别是那些复合型人才比较集中的岗位。从趋势上看，随着社会的进步，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正在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新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