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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未来的学科发展与媒体转型
2021年05月20日 09:03 来源:《出版广角》2021年第7期 作者:喻国明 欧亚 字号
2021年05月20日 09:03
来源:《出版广角》2021年第7期 作者:喻国明 欧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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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互联网信息技术引发社会组织与结构之变,构成了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深刻改变了新闻传播生态,带来了新闻传播业传统发展方式与运作逻辑的中断或终结。文章探讨了新闻传播学科未来发展中三大带动性的增长极——媒介化社会、非理性、大数据和算法的研究,并分析了新型主流媒体在未来发展中的角色转换与价值担当。

  关键词:互联网 新闻传播 学科发展 媒体转型

  作者单位:喻国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欧亚,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

 

  一、互联网作为社会的“操作系统”以“连接一切”的范式对社会一切“微要素”的激活与赋能

  互联网信息技术是人类历史上继金属活字印刷术、蒸汽机、电力、计算机之后带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重大变革的科技发明。仅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发展至今已不仅是一种传播工具、传播手段、传播渠道和传播平台,而且是我们社会的基本操作系统,一种新的社会组织与结构方式。互联网“连接一切”的本质特征在以门户网站为代表的Web 1.0阶段,通过即时传播、海量储存与超链接、超文本传播形式突破了社会信息传播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状态,在几何级数提升信息传播速度、扩大信息传播范围的同时,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在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Web2.0阶段,互联网基于协同共享的信息生产机制、强连接和弱连接共同作用的圈层化与破圈化传播机制、以“情感传染与共情”为突出特征的新型社会动员机制,实现了以不同层级、不同权重的个人/群体/组织机构为节点的社会关系的网络化遍在(overwhelming)连接。

  在这一阶段,互联网逼近了“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无远弗界地传播与共享信息的理想传播模式,超越了时间、空间甚至文化边界,制造了“许多人不但知道某一信息并且清楚地知道它为其他许多人所知、所感、所表达”的“社会共同体”,快速、持续地建构了社会共识和集体行动的历史性新基础[1]。与大众传播所制造的具有同质性、缺乏差异和个性、不充分知情(less-informed)的“大众”(the mass)不同,互联网双向互动的信息传播模式和基于算法的推荐机制尊重与满足个人的兴趣、需求与偏好(互联网算法推荐所产生的过滤气泡和回音室效应从本质上说不是算法之过,而是人处理和加工信息的认知局限性之过,是人作为社会动物寻求群体支持、避免被孤立的社会心理倾向造成的),对个体时间、精力、知识、经验乃至经济、政治等资源进行集腋成裘、从量变到质变的连接、集聚与调动,使个体得以发挥天赋与能力去贡献其在特定议题上的真知灼见(哪怕只是记录上传了其所见所闻的事件或表达出于朴素的道德法则有感而发的意见),参与集体协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人之为人”的尊严、价值与“用处”[2],理性与感性杂糅催生的创新力在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思想启蒙时代被发现与肯定,至工业革命被遮蔽与异化以来,又一次重新、但是前所未有地被赋能与激活。

  人的价值的再发现以及人与人社会关系联结与互动的突破改变了信息及注意力资源的流动通路,引发社会传播的“核裂变效应”,进而推动社会关系网络从农业社会的“差序格局”、工业社会的“团体格局”,向互联网社会“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双向作用的“网络格局”转型。但互联网更多地赋权“沉默的大多数”,信息传播平权化,官民政治沟通平等化与公开化,权力和垄断资源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指向更广阔的,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知识/话语等权力主体、权力来源、权力行使方式与分布格局的变革。

  与此同时,互联网正在迈向Web3.0阶段,基于5G和物联网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驱动的信息渠道、虚拟和增强现实以及算法决策将万物映射为数据,进一步融合贯通信息系统、物理系统和整个社会系统,构成融人、机器、信息为一体的有机数字生态系统。进入“万物互联”“万物皆媒”的阶段,社会传播将从物理意义上的“连接”演进为生理级、心理级的“联结”,跨越现实与虚拟、推动“人在系统之中”的场景构建与场景传播——这会带来怎样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的确唯有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方可概括。

  二、新闻传播学科未来发展中三大带动性的增长极

  1.媒介化社会的研究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媒介化。媒介化意味着在今天社会的发展中,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在用传播逻辑、传播机制、传播法则进行重构。

  互联网社会的发展已经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互联网刚进入我们社会生活当中时,我们将其视为信息传播的新渠道,但是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之后,我们发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建构在新的传播逻辑基础之上,互联网成为架构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最近五六年的实践表明,社会资源和要素经过媒介化改造之后就会形成新的商业要素、教育要素、健康要素、服务要素,重新整合构建新业态,如直播带货所构造的新商业模式、云上教育所带来的在线教育形态等。这意味着,互联网不仅是社会生活架构的基础设施,更是一个主动施加影响的设计者、推动者、整合者和建设者,这就是所谓的媒介化。

  社会媒介化将是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整个社会生活变革最为重要的趋势和潮流。这是互联网真正改变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它用自己的逻辑、机制和模式对社会生活进行了重新设计和改造。因此对传播学科研究而言,研究重点不仅是过去传统意义上对传播内容的研究和把握,更大程度上是对今天正在实现着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一种媒介化改造,即对其中非内容的作用机制、作用模式和作用的相关逻辑的改造。未来新闻传播研究可能重点研究传播如何重构社会生活,也就是针对在非内容领域里的传播机制和传播规则,研究如何发挥它的社会重构作用及其相关发展模式等。

  2.传播构造中非理性因素的研究

  所谓非理性并不是不讲道理,而是以逻辑和事实之外的话语方式表达关系、情感和情绪。与以文字为代表的偏向逻辑和理性的表达方式相比,非理性表达更容易建立社会认同和社会关系,促进社会沟通与协商。

  如前文所述,互联网赋权原本“沉默的大多数”,改变了个体在社会中的话语地位、资源调动能力与行动能力,赋予其新的社会角色与地位。社会从过去以“机构和组织”作为社会运行基本单位,进入今天以“个体”作为社会运作基本单位的“微粒化社会”。但与行政赋权、资本赋权相比,关系赋权由于网络化社会关系的混沌性和复杂性,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变动性,不同特质与禀赋的个体得到的赋权程度也是参差不齐的,而行政或资本力量的介入,对个体进行有选择的加持更令赋权过程与结果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但就个体而言,若想通过互联网的赋能赋权争取更大的自由度,还要借助“圈层化”社会传播方式,即个体通过对某种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传播,建构认同与信任,唤起热忱、希冀、焦虑等正向或负向的情感体验与共振,发现、培养、满足特定群体的实际利益诉求以及从生存、安全到归属感与自我实现的不同层次社会心理需求,凝结与维系个体与群体的圈层关系。

  所以,在今天的社会传播与沟通中,“摆事实,讲道理”远远不及“身份认同”与“情感共振”有力量,这已经成为诸多社会实践中广泛存在的、显现的社会现实。这种非理性要素与我们更熟悉的理性表达的纵向深度价值不同。非理性的表达成分其实表达的是一种横向的连接价值。微粒化社会的圈层传播能够保证社会文化多样性与多元化,但同时也为社会的总体沟通和协调设置了困难和障碍,如何利用非理性要素及表达来实现横向连接,实现“穿越圈层”(俗称“破圈”)的横向传播和沟通,已经成为今天社会治理、社会发展、社会协调中最为重要的传播与动员机制。

  在多元价值、多元利益、多元诉求交织融合的互联网社会,社会任何一个“微粒”都无法也不能被简单地抛弃在利益分配和政策决策的框架之外。我们需要基于互联网的逻辑规则,寻求更加精细、人性化的治理框架,达成社会利益博弈的规则化、透明化和公平化。如何通过非理性因素与其他调节变量、中介变量的共同作用,赢取人心,建立信任,聚合人的社会关系,将碎片化的人群和圈层重新贯通连接在一起,将各种族群、各种诉求包容在一个框架内互动,在互动和妥协中找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避免关系赋权走向为利益群体操纵或是加剧社会群体极化的方向,是未来社会治理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所以,对于非理性成分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将是未来新闻传播研究当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3.大数据和算法的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人类传播行为具有了可计算性。个体的数字化生存状态及基于个体互动的群体涌现行为促使多维度、多面向的海量数据产生。物联网进一步将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结合,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生活中的日常物品被媒介化,即使个体不直接接入互联网,其行为数据也被记录、储存在政府或企业的数据库中。无处不在的数据采集、信息智能化提取及处理、数据价值挖掘及应用,成为未来社会运作、传播运作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能量,这也是传播领域中最重要的一个功能,一种关键性的社会控制方式。

  在人、机器、信息为一体的有机数字生态系统内,国内/国际传播过程的信息、话语及叙事竞争,首先取决于谁能以最优化的方式进行数据或信息的交换与传递。任何试图葆有和发挥影响力的传播主体都需要借助机器学习,在载的信息环境中识别目标受众及其关注的议题,更好地理解目标受众接收信息的认知框架与情感内涵,并采用从文本过渡到视觉或听觉的现实增强技术提供个性化、具有吸引力的传播场景。

  可以说,在未来的社会传播中,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服务和传播的内容,都应该以数据作为标配,以便在合适的时间,通过合适的渠道,在合适的场景之下,将特定内容、产品及服务与相应的需求者进行定制化的匹配。没有这种数据标配,内容、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实现会相当困难。

  社会科学研究与大数据及算法的结合发展出计算社会科学。计算社会科学以现实为导向,以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理论、知识、经验为基础,提出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再以社会数据计算、基于主体的建模仿真或互联网社会科学实验方法三大方法来验证理论假设,以发现、揭示人类社会的规律[3]。作为计算社会科学的分支,计算传播学拓展了新闻传播研究视域。我们知道,真正有价值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是将社会传播作为复杂适应系统[4],从分析社会和社会关系入手,探究人的本质与行为;不仅要理解媒体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再生产中的作用,还要思考媒介作为社会传播的核心机构如何与个体及其他权力机构相互作用。但是基于还原论的传统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在数据获取、研究非线性关系等方面简化了社会传播这一复杂系统。如经典的传播效果研究,将产生媒体传播效果的复杂作用关系简化为直接和间接因素作用下的因果关系,但“没有变化”不能等同于“没有效果”。计算传播学提供了前计算社会科学时期所不具备的“理论—数据密集(data-intensive)”双驱动的研究范式。一方面,计算传播学不但没有脱离传统的问卷调查、实验室控制实验、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而且还依赖与这些方法的结合进一步解释、理解社会复杂性[5]。例如,有学者提出,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带来了“媒介生产社会学从过程转向意义,从组织取向转向文化取向”,研究者需要在互联网环境下重返媒介生产的场域[6]。另一方面,计算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同认知神经科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可以在新的条件下检验经典理论假设,并提出新的理论发现。例如,因为涉及人脑进行信息处理的“黑箱过程”,现有的社会认知心理学关于“认知图示”的可用性、易得性等假说并没有真正解释议程设置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但是借鉴认知神经科学的先进研究工具,结合对内隐传播心理以及外显传播行为的大数据分析,或许能够对既有效果理论假设予以验证或者修正,构造“瞬间效果一中期效果一长期效果”的逻辑框架,为效果研究带来新的理论发现和突破。鉴于中国互联网社会及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不论是数据积累,还是中国学者的学术眼光与方法训练,均不亚于国际同行,这一新兴的交叉研究领域,是最有希望做出世界一流学术研究成果的。

  三、新型主流媒体在未来发展中的角色转换与价值担当

  媒介化社会的到来消解了传统新闻媒体的某些功能和角色,但也为新闻媒体特别是信息主流媒体的建设创造了巨大的历史性机遇。这关乎新时期新型主流媒体如何以开放的发展范式实现其角色转换并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勇于担当,实现自身价值。

  1.成为社会信息表达、意见表达及情绪表达的总体协调者和平衡者角色

  在当今UGC、OGC和MGC机器生产海量内容的前提下,传统新闻媒体与媒体工作者所传播的信息在整个社会传播当中所占的份额可能已经达到万分之一,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下降到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但是,信息是减少事物不确定性的量,互联网传播的海量内容中所包含的信息含量与质量未必能尽如人意。新闻媒体的着力点是通过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及评论为互联网内容生产树立专业标准,为社会精英的决策提供参考,葆有社会把关人的角色。并且,在传播权力和生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型的情境下,在“客观、即时、真实、独立、自由、专业”这几大媒体属性上,新闻媒体还可以与其他社会传播者一决高下的仅在于专业性[7]。媒体和记者对新闻事件的表达和呈现,仍然拥有普通个体和其他机构难以在短时间内超越的专业优势。

  在大众传播时代,弱势群体缺少发声渠道和表达的可能性,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新闻媒体要为弱势群体代言来平衡社会的意见、利益分配和决策表达。在互联网社会,当人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和主张发声时,新闻媒体需要承当更大的责任,即面对社会意见与情绪要担当起整体的协调者和平衡者角色。负责任的媒体是社会清醒的瞭望者和监测者:当社会哭的时候,不要让社会哭出沮丧;当社会笑的时候,不要让社会笑出狂妄。在信息与观点的界限日趋模糊、舆论的生成越来越诉诸情感与个人信念而非客观事实的“后真相”时代,凭借媒体公信力“报道事实、平衡意见”仍然是新闻媒体的核心价值。

  2.成为社会要素的连接者、组织者和设计者角色

  要发挥媒介在整合、连接和激活社会各种要素的过程当中,以及在重建社会生活当中所起到的非内容传播的组织者、设计者的作用。以媒体大融合的概念,对生活半径、消费半径、业务半径、实践半径之内所需要的服务、功能进行相应的聚集和重构,为社会公众、党政机关、商业企业打造一种在半径范围之内可以将问题、困难、矛盾、功能、价值进行重构的生活服务性平台,通过平台对用户的黏性来实现上行下达、下行上达的传播任务——这是专业人士的智慧所在。

  3.从直接的内容生产(To C)角色转变为生产内容的个人、机构服务(To B)角色

  媒体通过内容形式、技术手段、内容边界、传播边界的拓展,为整个社会的内容生产和它所发挥的领域带来全新的空间和全新的工具、手段、要素。比如说为公众打造更加便利的传播模板,一种让公众可以更加便利地表达自己、表达内容的“傻瓜化”模板,帮助他们以更专业、合理的方式参与社会传播和交流互动。更为重要的是,媒体要通过对数据的掌控、开发,以及对算法的应用,来为整个社会内容生产提供相应的匹配、驱动、管理、治理。

  概言之,大变局带来大机遇。中国新闻传播的学科建设需要有智慧来把握这一变局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建构根植于现实社会发展逻辑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由此,秉承“融合”与“创新”的发展逻辑,依循“以人为本”的价值尺度,我们一定能够跃上新闻传播学科未来发展的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等.媒介研究的近路[M].汪凯,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2]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M].陈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3]罗俊.计算·模拟·实验:计算社会科学的三大研究方法[J].学术论坛,2020(1):35-49.

  [4] 殷杰,王亚男.社会科学中复杂系统范式的适用性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16(3):62-79+205-206.

  [5]Claudio Cioffifi-Revilla.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M].Springer-Verlag London,2014.

  [6]陈阳.为什么经典不再继续?——兼论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转型[J].国际新闻界,2018(6):10-21.

  [7]姜飞.全球传播新生态呼唤国际传播新思想[J].新闻记者,2020(10):80-86.

作者简介

姓名:喻国明 欧亚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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