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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情感:近代报刊的“祖国”话语与意义争夺(1902-1927)
2021年02月04日 13:58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卞冬磊 字号
2021年02月04日 13:58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卞冬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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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论文借助“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1830-1930)”,探究近代中文报刊“祖国”话语的流变及政治力量或思潮对其意义的争夺。研究发现,“祖国”在1902年时急遽地政治化,其“祖先居住之地”或“起源之地”的传统意涵,骤然变成富有情感色彩的国家认同话语。随后,各种政治力量与思潮围绕“祖国”展开辩论:首先是1903年起革命派和立宪派争论“祖国”的边界是否包含满清政府;民国后,“世界主义”将“祖国”看作一种狭隘的情感,用以批判“国家主义”;192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祖国”成为动员工人抵抗资本家的阶级话语,并随城市革命运动而逐渐具有现实意义。近代报刊中的“祖国”,是国家认同话语中的感性词汇,易于调和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因此,各种政治力量和思潮都积极阐释“祖国”,以影响与动员自己的目标受众。

  关键词:报刊 祖国 话语 意义争夺 情感

  作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近代中国报刊阅读史及其史料库建设(1815-1919)”(项目编号:15CXW003)的阶段性成果

 

  不存在所谓概念的历史,只有如何使用概念争论的历史。

  ——斯金纳(Quentin Skinner)

  一、引言:被遗忘的“祖国”

  1902年,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在第2期刊登了一首德国作者“格拿活”的“日耳曼祖国歌”:

  吁嗟美哉神圣国,莱江西横东海碧。葡萄满原茂相殖,有实如金烂其色。纠结恰是同气脉,日耳曼兮我祖国。

  这是“日耳曼祖国歌”五个段落中的第一段。在整个歌曲中,莱茵河、葡萄、河流、山林、孤鹫、同胞、忠爱等意象组成了“祖国”。这首歌在清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时隔不久,报刊上就出现了很多模仿之作。其中以1903年第8期《童子世界》刊登的“十八省祖国歌”最为流行。为呈全貌,照录如下:

  吁嗟美哉神圣国,长江中横东海碧。禾稼满原茂相殖,有实如金烂其色。团合湏是同气脉,十八省兮我祖国。

  吁嗟美哉神圣国,长江中横东海碧。黄河流域文明昔,西江左右新机勃。旧邦新命正剧烈,十八省兮我祖国。

  吁嗟美哉神圣国,长江中横东海碧。爱此山河秀气特,众志成城围铁壁。种族繁衍敌可嚇,十八省兮我祖国。

  吁嗟美哉神圣国,长江中横东海碧。五岳高耸群山揖,覆被州县盈千百。黄帝之裔史历历,十八省兮我祖国。

  吁嗟美哉神圣国,长江中横东海碧。国民奋起国旗出,同胞额首歌且拍。忠爱相结永弗斁,十八省兮我祖国。

  相较于“日耳曼祖国歌”,这首指代清代中国的歌曲,意象更为宏大和丰富,包含了长江、禾稼、黄河、五岳、国民、同胞、黄帝之裔、忠爱等。不过,意象大小与数量的差异只是表象,它们在类别上却很相似,可以归为“自然”“历史”和“同胞之爱”,并由此指向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中出现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词汇——“祖国”。

  如所周知,“祖国”是现代人对自己国家最富有感情色彩的称呼。在西方,“从古典时期的πατριδα,patria,到现代政治中的patrie,veterland,motherland,‘祖国’这一旧词浓缩了几个世纪的历史与社会变迁”。18世纪,启蒙思想家关于“专制之下无祖国”的论述,“赋予了祖国以一种崭新的政治涵义”。法国大革命之后,“祖国成为最高的国家理由”,其意义逐渐稳定下来,“在空间层面等同于国家主权性的领土空间;在情感层面成为包含所有人民、赐予幸福的自由、唤起爱国热情的共同母亲”。

  在近现代中国,“祖国”一词,是中国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词语。不过,令人困惑的是,汗牛充栋的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却几乎将之遗忘。我们可以轻易列举出许多关于“天下”“国家”“民族”“中国”的论述,却唯独难以发现与它们十分邻近的“祖国”的踪迹;即便有零星的关注,也没有探索其作为国家认同话语的现代政治意涵如何兴起、如何稳定、如何被不同的政治力量与思潮所争夺并再阐释。总之,作为民族国家“概念群”中的关键词汇,“祖国”在概念史的研究中是缺席的。

  有鉴于此,本文借助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1830-1930)”,通过梳理晚清民国的报刊文本,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祖国”的传统意义是什么?它被用来表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代政治意涵是何时出现的?在其内涵稳定后,哪些政治力量与思潮对其展开了意义的争夺?在这三个问题解决后,本文还将进一步探究“祖国”在近代报刊上的文本形式及其所表达的情感特征。

  二、“祖国”的古典和文化意义

  作为中文词语,“祖国”具有独一无二的意涵。刘晓原指出:“我们中国人有‘祖国’的说法,这在世界各种语言中也属于一种少见的现象。”诚如其言,英语中无论是motherland,fatherland或homeland,都与“祖国”有所差异,其原因在于汉语中的“祖”呈现出来的历史感、敬畏心以及孝的文化。不过,在它的现代涵义生成之前,“祖国”在汉语中实在算不上常用。

  根据林泉忠的考察,“祖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大明一统志》及《明史》之中,两书均有“默德那回,即回回祖国也”字样,意思是“祖先所居之地”,与“家乡”“老家”相近。由于出现最早,“回回祖国”这个表述方式几乎成了专有词汇,一直被后来的文献所沿用。譬如,19世纪40年代姚莹的《康輶纪行》中出现的6次“祖国”,全部与此相关;同时期,魏源的《海国图志》中有10处“祖国”,9处类同,例外的1处如是表述:“然距西洋之荷兰吕宋祖国,水程四月有余。”这倒和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的用法相似:“近刻有地理备考,大西洋人马吉士所译,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记载独详。葡萄牙其本国,西班牙其祖国也。”彼时,西班牙和葡萄牙虽已是现代国家,但徐继畬还没有清末民初才有的民族国家认识,所以其意思大概仍和古法类似。同理,1857年的《六合丛谈》中,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加林部传教士记》一文中写到:“缅国中有大城曰东和。乃古国都。前二百五十年,为今缅人所并,加林每指其地为祖国。”说的是“加林人”对“东和”的称呼,从文中内容判断,亦接近“祖先居住之地”。通过这些为数不多的表述,可以判断:“古汉语语境中的祖国,大都是指身处异国的人对祖籍国(生长之国)的称谓,它还不具备‘自己的国家’的含义。”这个说法是大致不差的。

  晚清之际,由于欧风美雨袭来,近代中文词汇不约而同地与西方事物联系起来,“祖国”也逐渐与西方文明组成短语,并随着对国家的认识而更多呈现为“起源之国”的意思。1899年,陈炽在《续富国策》中写到:“中国为磁器祖国,华磁应销外洋。”1902年,《新民丛报》刊登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的表述是:“前章所述之埃及及印度中国巴比伦诸地,其所以能为文明祖国者,非徒地势使然,亦地气使然也。”随着梁启超进一步引介西方政治制度,“祖国”越来越多地与政治文明挂钩。在著名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梁启超写到:“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这种构词法的形式影响很大,随之而来的有“科学之祖国”“宪法之祖国”“文明政体之祖国”“立宪政体之祖国”“自由政体之祖国”“世界民政之祖国”等说法,遍布报刊之中。这些说法中的“祖国”,虽然开始与西方现代事物连接,但其自身的意义还主要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尚未被看作塑造国家认同同时又蕴含强烈情感的词汇。

  三、“政治爱”:作为国家认同的“祖国”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有些时候,语言意义变化的过程,“的确是非常缓慢的。它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累积,才能蓬勃发展,表现出积极活力。在其他情况下,这种过程可能非常迅速,尤其是在某些重要的领域里面”。诚如其言,作为国家认同的重要表述,“祖国”是骤然变化的那一类词语,其古典和文化意义很快被报刊上大量的政治叙述覆盖了。清末之际,当中国读书人的头脑中开始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时,“祖国”就不仅仅只是与西方文明事物勾连,自身也开始了急遽的政治化进程。其时,报刊的论述集中发生于1902年到1903年,其势头延续至民初。本文开头引用的那首“日耳曼国歌”,有着引领意义的作用。在刊登这首歌时,《新民丛报》的编者有一段按语:“德意志未建国以前,诸邦散漫无所统一,为强邻所凌蹴,于是爱国之士特提倡日耳曼祖国以激励其民,当时文豪以此意被之诗歌者最多,此亦其一篇也。”仔细推敲这段话中的“散漫”“强邻”“爱国”等词,即知其用意非常明显——借用昔日的日耳曼类比当日中国的境遇,以唤起被认为是向来缺乏国家意识、一团散沙、情感冷漠的中国人对国家的热爱,以此来抵御西方和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因此,“祖国”在国家认同意义上的现代意涵是在抵御外侮、呼唤团结的情况下呼之欲出的。当人们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祖国”、称呼国民为“同胞”时,就拥有了一种互相激励的力量和兄弟般关爱的情感。

  未曾料想,这首“日耳曼祖国歌”唤起了潜藏于近代中国社会对国家的深层情感。随后,《新民丛报》有多篇文章提及这首歌,如《中国新教育案》一文,以该歌曲为引子批评中国人缺乏“祖国”思想:“群族散漫,分土分民,所谓‘日耳曼祖国’之思想,未尝一印于国民脑质中。”《军国民篇(续第七号)》则描述了作者深受该歌曲鼓舞的情况:“吾读其祖国歌,不禁魂为之夺,神为之往也。德意志之国魂,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今为录之,愿吾国民一读之。”

  不仅是德国,其他欧洲国家争取民族和国家独立的情势也被引介,用以对照中国的情况。晚清报刊中这类“中西映照”式的文字繁多,最著名的就是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这篇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加富尔,他的主要功绩是抵抗外国入侵、争取国家独立。梁启超写到:“彼之所志,在使撒的尼亚脱外国干涉之羁轭,为完全一独立国。彼之所志,在以撒的尼亚连合全意诸小邦,还我祖国,以齿于欧洲列强之间。”这则故事的意图亦非常明确,就如梁启超在小说结尾处所言:“彼数十年前之意大利,何以与我祖国相类之甚。其散漫而无所统一也相类,其主权属于外族也相类,其专制之惨酷也相类,其主权者之外复有其他强国之势力范围也相类。”

  由此可见,经过报刊尤其是《新民丛报》的集中表述,从1902年开始,“祖国”的意义就从“祖先居住的地方”或“文明发源之国”,变成了清末人士在新世界秩序下塑造国家认同的最具情感色彩的词汇,并且这种论述因为契合近代中国的历史使命而迅速成为词语的主导意义。如所周知,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曾有著名的表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读书人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将文化至上的国家认同传统变成现代民族主义式的认同,以便在新的世界版图中立足。梁启超曾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人缺乏“国家”思想:“唯独处于中间阶级之一曰国家者,则对其性质若未甚了解,于其设施若不得途径,以故发育濡滞,而至今未能形成。”而这又导致另外一种情形,即爱国情感的缺乏。“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概言之,在晚清大量的国家主义论述中,夹杂或并行着许多爱国主义话语,这些话语要求民众不仅知晓和理解国家的存在,不仅行使国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要对这个政治共同体投注情感,才能团结一致,抵御外辱。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是“爱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才是用来描述和解释中国人寻求民族国家认同过程之特殊性格更为适合的概念”。

  1902年到1903年之间,“祖国”话语的大量涌现和意义再造,使得原本遥远和抽象的国家突然变成与祖先有关的事物;同时,政治意义上的“国民”彼此间也是“同胞”关系,这种情感上的亲近比枯燥的政治学说更容易理解,也更适合动员群众。“祖国”和“同胞”,两个词各有分工,前者代表着政治共同体,后者则代表共同体的成员,两者捆绑在一起的表达方式,显现出同一祖国的人脱胎于同一“细胞”之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一种同宗同源、具有高度认同和情感共通性的国家想象。

  四、边界的分歧:立宪与革命的叙述

  与近代诸多的政治词汇一样,“祖国”的边界从1903年开始就面临着重新界定,这是革命思潮兴起后不同政治力量争夺话语主导权的结果。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分歧非常清晰,即是否应将满清政府从“祖国”的内涵中驱除出去。在早些时期,《新民丛报》和《东方杂志》等占据上风,“祖国”基本包含着致力于改革和立宪的清政府,但是稍后出版的《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刊物,则主要是在排满革命的基础上谈论“祖国”。1903年,《浙江潮》的一篇名为《中国之国魂安在呼!祖国主义》的重要论述,明确将“异族”排除在“祖国”的范畴之外。该文首先列举中国社会普遍的尊祖现象,随后批判中国人却经常忘祖的现象:“而奈何我祖所经营之国而忘之,而奈何我祖所经营之国,而生视无数异族之占我食我践我。呜呼,我国民其已矣。彼黄帝夏禹汤武周孔之鬼。呜呜而哭,声达于我耳。而我国民充如其不闻,而犹腼然再拜其祖以为孝。”

  这段论述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现象是将代表祖国之民族的源头追溯为“黄帝夏禹汤武周孔”。这是晚清民族国家话语中常见的说法,即通过寻找共同的祖先,加强同宗同源的历史感。正如杨瑞松所说:“以黄帝为所谓‘共同始祖’以及汉族乃是‘炎黄子孙’的思维,使得‘祖国’词汇可谓顺理成章地成为论述想象中国国族的重要语言符号。”同时期,《汉声》杂志也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述,譬如《原祖》一文的如下文字:“冀唤醒睡狮之灵魂,挽长流而溅异族之污染兮,光复祖国而振大汉之天声!”至于1905年创办的《民报》,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光复祖国,拯救同胞”。仅用一两年,《民报》的影响力就显著增强,其论述逐渐主导了“祖国”边界的确立。1907年4月25日,该报《谕保皇会檄》一文指出:“尔等果热心祖国,爱慕乡里,当驱逐满洲国国主,使出北京,以我中国之人,自为民主,自立之宪法,方得身为国民,免受外人逼迫,惟此一条可以救济中国。”这些具有革命性质的叙述,就如18世纪的法国启蒙先驱论述“专制之下无祖国”一样具有鼓动性,“人们不能没有祖国,他们应该在哪里寻找到自己的祖国,只有在共和政体的国家中。在这种表述中,不也孕含并衍生出一种革命性的意义吗?只有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实现民主共和,从前专制君主统治下的臣民才会变成新生祖国的公民,他们才会拥有一个真正的祖国”。

  不过,立宪派和革命派尽管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但却共同强化了“祖国”一词的现代意义。即使在革命叙事逐渐占据主流之时,立宪叙述中的“祖国”观也同样在强化。譬如,1905年《东方杂志》的《论公债》一文:“然吾谓立宪之国,其国为君民所共有,故祖国事如私事,而集之也易。专制之国则不然,为君者既以国为囊中之私产,为民者亦视为身外之物,而有所不甚爱惜。”所以,无论是何种派别立场,当“梁启超、邹容、秋瑾等人称祖国时,可能沿着‘祖籍所在的国’和‘侨民称谓’的故义轨迹来发现‘祖国’,但其身体和思想都处在全新世界图景中,其国家观念参照系是日本或欧洲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他们已在现代性的国家观念中去辨识中国,寻求身份认同”。事实上,除了边界上的某些差异外,两者对“祖国”的表述有很多共性,由此带来了“祖国”意义的沉淀与稳定。

  概而言之,立宪与革命的争论在三个方面确立了“祖国”的内涵:一是不同于“国家”一词的中性表达,“祖国”是具有共同祖先和蕴含深层情感的称谓;二是“祖国”由“同胞”构成,不同于“国民”,“祖国”的成员拥有家人般的关系;三是“祖国”足以从情感上唤起民众的认同,产生一种共同感,且容易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其效果非中性的政治学说所能及。杨瑞松指出:“以‘祖先’所代表的国族历史缘由,比起英文的fatherland,motherland甚至更具有悠远的历史感,因而更能满足现代国族意识所渴求建立国族既有渊远流长之源头和共同先祖的意识形态。”也因此,在随后的历史中,“祖国”就“从《明史》中表达族群起源的生僻概念,变身为‘中华民族’对外抵抗和对内统合过程中的政治熟语”。

  五、超越单一国家: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调和

  随着帝制瓦解和中华民国的建立,“祖国”所指代的共同体,其界限一直被限制于单一的民族国家,用以强化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与热爱。必须指出,这仍然也一直是中文“祖国”一词最主要的用法。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发了思想界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冲击了晚清以来就占据主流的民族主义,作为暗流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随即涌现,其情形如桑兵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除国家主义派以外,新阵营中的不同政治文化派别从各自的立场和政见出发,向全社会尤其是青年学生传达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即民族国家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主义的时代正在来临,和平和大同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反对民族主义而鼓吹世界主义,在五四前后的青年中有很大影响。1918年,高一涵在《新青年》中讨论“国家”思想的变化:“信赖民族竞争之小国家主义者又一变而神想乎人道和平之世界国家主义。欧战告终,国际间必发生一种类似世界国家之组织,以冲破民族国家主义的范围。”从“小国家主义”向“世界国家主义”转变,自然波及到当时的“祖国”话语。正如兰塔能(Terhi Rantanen)对世界主义的解释:“一个‘cosmopolitan’的意思是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意思是一个人认为世界是他/她的祖国或像是对待自己的祖国那样对待世界,没有国族依恋或偏见。”这种新思想所指涉的“祖国”,将跳脱出1902年确立的以单一民族国家为认同对象的特定意义。

  在此背景下,拥护世界主义思潮的青年,开始阐述与译介“祖国”的新内涵。较早的叙述见于1916年《大中华》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该文记录一位西方发明家的事迹:“罗伯儿之事业,既遍于欧美各国。故其居瑞典之时颇少。自一八六六年以后,多在德法二国。彼每自命为世界之公民。常语人曰‘予工作之处,即予祖国,予之工作,不以国界为限也’。”随后,在《东方杂志》《新青年》等思想期刊大量翻译的世界主义论述中,有不少涉及到“祖国”。譬如1919年1月的《东方杂志》,刊登了一篇赞美法兰西民族的文章,提倡一种“超国家”的爱:“富于爱国心同时热衷于超国家的世界的理想,且屡以人类社会进步之先锋队自夸之法兰西国民,大战开始以来,为祖国奋斗同时为天下公道牺牲之自信,渐次增加。”这是表扬法国在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此处,世界主义的“超国家”之爱和民族主义的“祖国”和谐共存。而在五四前后世界主义的复杂来源中,俄国和英国的人道和平主义论述尤受拥戴,代表人物是托尔斯泰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民初期刊对两人思想的阐述,常有“祖国”一词的踪迹。1919年12月,《新青年》刊登张崧年翻译的文章,这样评价托尔斯泰:“欧人中,他是超乎一切民族主义者的精神之上,出乎一切国家主义者的精神之外,把共同祖国之精神,把超越民族的文明之精神,体现得最好的。”1920年4月,高一涵发表于《新青年》的另一篇文章则阐述了对罗素思想的理解:“罗素理想中的国际关系,并不是一种‘世界主义’……对于祖国的爱国心还是要有的,不过不要妨害个人对他的亲爱罢了。为人类谋幸福,使仁爱的精神赶早实现,使偏狭的爱国心赶早消灭。”

  上述世界主义思潮论述中所表达的“国家”和“世界”,大多是可以调和的价值观。在一次世界大战到五四时期,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思想界互相缠绕,当建立在单一国家基础上的“祖国”之爱,可以扩展到“世界”这个共同祖国之时,两者的关系就不那么紧张,这反映了世界主义的温和一面;但是我们亦可清晰地看到,偏狭的爱国主义自始至终是不受欢迎的。世界主义思潮对“祖国”的影响可从梁启超1922年发表的一段话中看出:“先秦政治学说,可以说纯属世界主义,像欧洲近世最流行的国家主义,据我们先辈的眼光看来,觉得很偏狭可鄙,所以孔子墨子孟子诸人,周游列国,谁采用我的政策,我便帮助他,从没听见他们有什么祖国观念,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一个人,并没有专属哪一国。”在这段话中,梁启超否定了以单一民族国家作为认同对象的“祖国”。

  六、阶级冲突的表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论战

  作为世界主义学说的一脉,1920年前后在中国逐渐兴盛的马克思主义,却对资本主义发起了激烈的论战,使“祖国”话语中增加了“阶级”意涵,并从思想界走出而具有了社会现实意义。根据德里克(Arif Dirlik)的研究,大约在1918年到1920年代中期,中国的知识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平稳上升,主要表现为“在俄国革命的唤醒下,中国知识分子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第一次严肃的讨论”。在这第一波潮流中,列宁思想被大量引入,“这里所产生的政治分析很少包括社会分析的成分,更多是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入侵下的非欧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政治组织的观点搬到中国来,以捍卫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组织”。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还主要是一种理论学说。1920年11月,《新青年》的一篇文章指出:“列宁是社会主义者的真指导者……他现在实验那种格言:世界是我的祖国,人类是我的兄弟。”这种“祖国”的认识论和世界主义的叙述基本一致,但随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频繁阐述资产阶级和劳动阶层的对立,“祖国”成为阶级冲突的表征之词。1921年1月,李达在《新青年》撰文说:“因为国际战争是资本阶级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是资本阶级利益的冲突,劳动者是没有祖国的,国家虽亡,而劳动者除失掉铁锁以外并无其他损失的。”同时期的《向导》也有多篇类似的文章,一方面阐述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对立,另一方面强调“苏俄是全世界劳动者的祖国”“无产阶级的祖国”之类的观点,体现了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到了1920年代中期,中国的城市运动逐渐呈现出一种激进的性质,“1925-1927年间,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被激进主义的方案所吸引”,由此报刊中关于阶级冲突的论战也走向激化,如《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借助引介列宁思想,阐发不少关于“祖国”的论战性文字,以此反对资产阶级或国家主义。譬如,1925年4月《新青年》刊登的《列宁和农民》一文指出:“大部分的社会主义者俱染了‘保护祖国’的爱国者,完全忘记了本阶级的利益,而愿意牺牲一切以保护本国的资产阶级,法德大部分的社会民主党及俄国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统统是向着这条路跑的。”随后不久,“五卅运动”使得中国社会的革命性进程加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三个时期,“始于20年代中期的革命运动,它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众多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并为在1927年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繁荣准备了基础。革命运动使得阶级冲突在中国由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一个现实的具体问题”。一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话语更为激烈,“祖国”作为论战工具的角色更加清晰,譬如1927年3月《向导》的一篇文章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真能保护祖国,真能抵抗外国压迫阶级的进攻及侵略,而资产阶级则始而以‘保护祖国’口号欺骗民众,继而简直公开地勾引敌国压迫本国的民众革命运动。”另一方面,五卅运动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祖国”话语具有了社会实景的意义,1927年2月《向导》的另一篇文章写到:“五卅运动中最为祖国牺牲的乃是无祖国的工人,而不是你们有祖国的国家主义者。你们以为这是矛盾吗?以为这是自己打自己巴掌吗?如果是矛盾,恰恰和你们的矛盾相反,你们号召工人为本国资本家多做牛马时,你们赞成军阀政府侵略蒙古民族时,都大喊祖国,而在五卅奋斗中,你们便把祖国忘了,这就是你们的矛盾。”这段话中,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祖国”的虚假性被予以激烈的批判,其体现的恰是观念史家斯金纳所提出的,概念必须被视为“武器”或“工具”。

  七、余论:“祖国”——一种感性的文本

  由上可知,从1902年开始,作为塑造现代国家认同、蕴含深层情感的“祖国”在报刊上陆续登场。随后,立宪派和革命派率先对“祖国”的边界展开了争夺,进一步强化了“祖国”的现代意涵。对近代中国而言,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始终是首要的任务,因此,与之关系密切的“祖国”内涵也较为稳定。但思想史和概念史的线索发现,“祖国”也被其他许多思潮用作武器或工具,借以补充或挑战主流的叙述,即如本文所呈现的世界主义对国家主义的调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论战。这一词语现代意涵的确立、意义的争夺主要发生在晚清民国的报刊空间中,其文本形式、叙事主体和情感特征均有一定的特殊性。

  就文本的形式而言,早期的“祖国”话语很少是直接的政治论述,而多为歌谣或诗歌,也包括一部分浅显的小说,总体上较为大众化和通俗化。除本文所引的“日耳曼祖国歌”外,1903年《新小说》刊登的《杂歌谣·爱祖国歌》也流传甚广,多次被转载。这首歌以拟人的身份对“祖国”说:“今日何日兮汝(汝字皆指祖国),其返老还童之时,汝之疾谁可救治兮。而我谒敢辞。汝虽不谅我脑珠费换兮,我终渺渺其怀思。”1904年,《安徽俗话报》刊登了一首《时事新歌》:“如我祖国真堪宝,尺寸土地勿让人……我为祖国歌,我为祖国歌,愿君莫负好江山,双手共扶神圣国。”此外,“祖国”的叙述形式还有各种诗歌,如1904年《大陆报》登载的《与祖国告别之辞》:“万里旅行辞祖国,百年戎祸哭伊川。男儿生不兴黄祸,宁死沧浪作鬼还。”类似这样的诗作在晚清还有很多。

  就叙事而言,“祖国”的论述常以留学生和侨民为言说主体,用以感召在国内的民众,如1904年的《新民丛报》即有文章写道:“留学生,留学生,光辉灿烂留学生。少年人,少年人,文明故国少年人。祖国有我生颜色,为国为民是天职。我为祖国增光荣,敬业乐群进无穷。”而如《华侨与祖国的“感情”》《旅外同胞不忘祖国》之类的侨民新闻,常见报端。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和祖国的传统意义有关——那些离开故土的人更倾向于寻找家园;另一方面也是晚清知识分子借用他们的身份,用以对照和刺激国内民众的爱国热情。到了辛亥革命前后,使用“祖国”话语的人显得更为年轻了,青年、少年和学生等群体频繁与之联系在一起,显现出“祖国”在国民教育方面的重要性。譬如,1911年第2期《学生文艺丛刊汇编》刊登的一首《强祖国》:“祖国祖国奚由强,英俄德法势力张……懿欤祖国之荣光,当共地久与天长。”1911年第6期《少年》杂志,则有署名徐鹿鸣的《不可弃祖国》:“吾人生在一国,此国即是我的祖国。无论如何,总是不可弃掉的。待在下说个譬喻,与大家听听。”

  就情感而言,“祖国”是一种感性的文本,容易传播并引起读者的共鸣。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话语,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偏向学理性的政治论述,譬如“国家”“国民”“社会”“民主”“自由”等,另一类则是富有情感色彩、注重共通性的表达,如“祖国”“同胞”“炎黄子孙”等。后一种词语的共性,“是将中国国族形塑为一个由血缘纽带凝聚而成的亲族团体,亦即一个扩大化的家族”。在此之中,“祖国”代表着一般政治学说中的“国家”,并且在家族的指向上超越了父亲与母亲而拥有了和个体更长远的联系。这是一种悠长历史赋予的合法性,夹杂着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和热爱,其动员效果显非偏向中立的近代政治学说所能比拟。具体到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原因可以阻挡一个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尤其是近代中国内外交困的社会现实,使得境遇不佳的个人常常将理想寄托于祖国的未来,从而给自己带来某种庇护或安慰。这正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描述的“政治爱”:“祖国之爱和永远带有温柔的想象成分的其他情感并无不同……通过在母亲膝前开始接触,而在入土时才告别的语言,过去被唤回,想象同胞爱,梦想未来。”

  综上所述,近代中文报刊中的“祖国”,文体形式多为歌谣与诗,容易转化为口头语言;言说的主体主要为留学生与侨民,并向着逐渐年轻化趋势发展;表达的情感直白而强烈,是近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的感性话语。在其作为民族国家认同的现代内涵确立后,“祖国”一直以这样的面貌呈现在大众报刊和日常生活中。1916年以后,思想界众声喧哗,民国知识人在思想文化期刊上阐述各自的学说和政治主张,“祖国”在其中仍不时显现,有时甚至成为争论的焦点,这也与“祖国”的意涵容易被理解、被唤起和被接受有关。政治学家阿克顿(John Dalberg-Acton)说:“真正的爱国主义,即自私向奉献的发展,其显著标志在于它是政治生活的产物。种族所引起的义务感,并不完全脱离它的自私和本能的基础,而对祖国的爱,如同婚姻之爱,既有物质基础,也有道德基础。”这段话颇具启示,也就是说“祖国”虽然模拟了一种亲缘关系,并具有一种天然的道德感,但国家对于个人说到底是一种抽象的事物,人们对她的爱并不会凭空而来,而是需要一系列广泛的论述才可实现。这些论述可能包括文化、教育和国民身份的塑造等,自然也包括本文所说的报刊。就媒介而言,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认同感的塑造,主要依赖的是报刊。与地图仅仅有助于建立国家的疆域感不同,报刊呈现了关于国家更为丰富的信息,几乎无所不包,持续不断;与书籍不同,报刊是连续出版物,面向更广泛的读者,并且其空间开放,允许读者对其知识进行再生产。上文中提及的各种对“日耳曼祖国歌”的模仿,绝大多数都是在报纸这个媒介空间中生产的。由此,近代报刊因为这些独特的因素,就成为“祖国”这种政治情感得以可能的物质基础,并且是最重要的那个。

  语言不仅仅是反映社会和历史过程,相反,“一些重要的社会、历史过程是发生在语言内部”,“通过不同的方式,语言里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新关系及对现存关系新的认知”。本文所分析的“祖国”,就将近代中国的各种历史关系勾连起来——个人和国家、立宪与革命、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等。词语如同“线头”,串联起近代中国一个个历史的侧面,而每一个侧面的历史都是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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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卞冬磊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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