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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党的出版物党性”的普遍意义和历史局限 ——纪念列宁诞生150周年
2020年10月30日 11:05 来源:《国际新闻界》2020年04期 作者:陈力丹 字号
2020年10月30日 11:05
来源:《国际新闻界》2020年04期 作者:陈力丹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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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讨论列宁关于“党的出版物的党性”和与此对应的列宁提出并实践的“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的党内思想交流原则。这两个概念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具有普遍意义。列宁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也是普通人。囿于他自己同时处于具体党内的派别之中,在贯彻他自己提出的以上原则时,会受到派别利益、环境氛围的影响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双重标准,但他努力在党的法权规范内考虑问题的意识也清晰可见。对此可以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俄国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列宁多次在党代会确认的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以外,另立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和本派的中央党报编辑部,这里有党初创时期党内各派均缺少党规意识的历史原因,不可效仿。

  关键词:列宁; 列宁新闻观; 布尔什维克; 孟什维克; 出版物的党性; 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

  作者简介:陈力丹,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基金:四川大学共建新闻学院专项课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原典著作和报刊研究”(GJ2020001)的阶段性成果

 

  革命导师列宁诞生150周年了。做了研究才搞清楚,革命导师“马恩列斯”虽然一向并提,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列宁有很大的不同。马、恩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晚年的时候已经是各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公认的精神领袖。列宁就不同了。他是俄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他11岁的时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请教晚年马克思俄国革命道路的信件,引发马克思四易其稿给她回复。列宁13岁的时候,普列汉诺夫与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德等七位革命者成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列宁是这个团体译介的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原著的读者。晚年恩格斯对普列汉诺夫等多有教诲,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至今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列宁的俄国前辈已经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的基础建设。

  列宁之所以成为后起之秀,在于当时俄国进入规模化工人运动、组建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历史阶段,他就此获得了展示才华的机遇。他是最活跃的党内布尔什维克派的领袖,也是一系列党的机关报刊的主要编辑。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1918年德国革命和东欧各国的内战、1919年共产国际的成立,使列宁一下子闻名于世界。他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他极为努力地研究哲学、经济学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但繁重的党务和报刊编务以及苏维埃俄国的繁重国务,使他难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上有系统的建树(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主要是实践而非理论)。但列宁关于党的建设,以及党报党刊的建设,留下的历史文献比马克思恩格斯具体、翔实得多,因为他持续十几年(1900-1917)埋头于党务并主持过40多家中央级的党报党刊。

  列宁有极为丰富的党报党刊思想。以前一直使用的是“列宁的党报思想”,由于后来流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概念,现在只好顺势改为“列宁的新闻观”,但要清楚,列宁并没有“新闻观”,他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一辈子都在写新闻,而是写了一辈子政论。他发表的几乎所有文章都刊登在党的报刊上,小到一百多字的评论,大到几万字的政论。1983年初,因为提倡写“短新闻”,《新闻战线》杂志约蓝鸿文老师和我提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写的短新闻。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写过很多新闻,但列宁其实没有,我们只好勉强提供了三篇算不上新闻的列宁小文章充数。

  列宁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也是普通人。但以往对导师的敬意,使得我在涉及似乎不利于他的历史事实时,习惯性地含糊叙述,尽可能说圆或回避评价。1983年我发表《列宁论党报和党性》一文,1.3万多字,讲述了列宁提出党报党性概念的历史环境与具体背景,对列宁另立本派的中央委员会、创办本派的中央机关报,给予正面叙述。2006年我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一书时,对这段历史事实做了比较清晰的陈述,但回避了分析和评价。

  这里我重点讨论列宁关于党的出版物的党性和与此对应的列宁提出并实践的党内思想交流的原则“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

  关于“党性”的内涵,中国早期的权威解释来自党的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1942年4月1日)。社论引证了列宁的一段话:党性是“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在一定的社会集团的立场上。”这段话不能完全体现列宁对党报党性的解释。列宁的原话是:“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写于1894年,列宁24岁,当时俄国既没有工人政党,也没有党的报刊,是在一本关于经济学的小册子里谈到哲学。

  列宁所属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名称,需要说明。1898年党的一大确认的名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没有参与建党。1903年党的二大上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两派,列宁是布尔什维克派的主要领导人。1912年布尔什维克掌控的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实际上各行其是,但名称一样,仅在1914年一战爆发后有过一次反战的联合行动。1917年5月,布尔什维克派首次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1918年召开党的七大时,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改名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1991年苏共解散。

  一、俄国的党报体制与“党报党性”的提出

  列宁把“党性”与党报联系起来是在1903年党的二大召开、党重建之时。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筹备中的机关报编辑部(《工人报》)很快被沙皇警察破获,党名存实亡。沙皇俄国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恶劣的政治环境迫使分散在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秘密小组,在建党前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习惯于自行其是,相互间的沟通较少,人们的视野狭窄,不大容易摆脱自己所处的小组的视野。

  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主编的《火星报》(1900-1903)以及火星报组织努力下,1903年7-8月,党的二大召开。会上因为观点的分歧,形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即多数派和少数派,其实人数差不多。原来布尔什维克的人数处于少数,在犹太工人总同盟和经济派的7位代表退出大会后,反而成为多数(24票vs20票。票数不是人数,有的代表一个人拥有2票)。党的资深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声明自己不站在任何一边。

  鉴于党在国内只能秘密存在,为了保障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不因沙皇警察的迫害而使党再次名存实亡,大会接受列宁的建议,决定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由三个委员会组成:中央委员会主要在国内秘密领导工人运动,“指导党的全部实践活动,管理党的中央会计处以及全党的一切技术性机构。中央委员会处理党的各个组织和各个机构之间以及各组织各机构内部的争端”,是党的行政领导;党报编辑部(指定新《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在国外,“在思想上领导党,编辑党的中央机关报、学术性刊物和小册子单行本”,是党的思想领导;两者组成总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解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之间在一般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方面的争论或意见分歧。党总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完全被破坏时重建中央委员会”。它们都是中央领导机关,但分工不同。为了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正常运转(处于国内的中央委员有可能被捕),中央委员会和党报编辑部可以邀请他们认可的党员加入中央委员会或编辑部,增补为中央委员或编辑部成员履行职责。大会选举产生三人中央委员会和三人党报编辑部,公推普列汉诺夫为总委员会主席。党报编辑部由普列汉诺夫、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组成。从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来看那时俄国党的组织结构,是很难理解的。

  列宁这个设想是从俄国特殊环境出发考虑的,为了保障党的持续生存。但是,他对国内和国外党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考虑不周,实际工作中,两个(“总委员会”实际上比较虚)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相互关系难以协调,造成重建党之初党的组织结构混乱。列宁持续3年在国外主持《火星报》编辑部(主编之一普列汉诺夫基本不过问报纸的具体事务)。此前他和后来的党内竞争对手马尔托夫的经历相同,即1895年10月共同创建和领导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列宁1895年12月被捕后流放,马尔托夫1896年被捕流放。都在1900年获释。1900年底,他们一同去国外找劳动解放社,一起编辑《火星报》。他们都缺乏实际领导国内工人运动的经验,更没有领导全国性工人政党的经验。所以列宁的建议一经提出,就得到马尔托夫和其他多数人的赞同。不同的是,列宁有大局意识,很早就有建党的设想(1895年12月在监狱里起草过党纲),意识到全国性的党与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差别,从而提出“党性”,而马尔托夫观念上还停留在几个人编《火星报》的经验中。

  从二大关于党章草案第一条的不同意见,也可以看出列宁与马尔托夫观念认识上的差异。列宁的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马尔托夫的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的党章第一条,以28票赞成、22票反对和1票弃权通过。这表明,二大代表中,较多人“党”的意识还停留在小组活动的经验上。

  由于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列宁、普列汉诺夫不赞同马尔托夫,于是他宣布退出党报编辑部,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共同编辑了两期《火星报》。后来普列汉诺夫邀请其他旧《火星报》编辑回到编辑部,他们持孟什维克观点,于是列宁宣布退出编辑部。随后,列宁被中央委员会增补为中央委员,但在又一次增补中央委员时,孟什维克的人占了上风,列宁又宣布退出中央委员会。至此,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成员基本都是孟什维克了,而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和策略决议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章(除了第一条)是列宁起草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列宁两次退出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很失策,他当时和第二年承认,自己的退出是一件“轻率的危害党的事情”。

  孟什维克掌控的党的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基本没有贯彻党纲和策略决议。党重建了,“党”的意识并不会自然确立起来,他们还是习惯于从派别和小组活动的经验来看待党。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经历最后一个困难的过渡: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这是列宁最早将党性的概念与党报党刊工作联系起来,时间是二大刚结束时的1903年9月。

  新《火星报》(1903-1905年)被孟什维克掌握后,他们不考虑该报是党的二大确定的全党机关报,拒绝发表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把报纸办成了孟什维克一个派别的报纸。列宁说:这是一个“充满小圈子习气的散漫的小团体”,不是真正的中央机关。

  列宁退出党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以及处理与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的矛盾所采取的措施,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派别意识在起作用,至今没有看到研究文章在这个事情上对列宁的批评,尽管布尔什维克在党的纲领和策略方面总体是正确的。

  二大通过的党章第二条规定:“如果共占上次代表大会总票数三分之一的党委员会或党委员会联盟提出要求,或者党总委员会提出要求,中央委员会必须召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要由共占代表大会召开时实有的(能行使权利的)二分之一以上的党委员会派代表出席,才能被认为有效。”列宁利用这条的规定,通过各方面的工作,赢得超过这个数量的各地党的委员会的支持,成立布尔什维克常务局,创办第一家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前进报》,自行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三大筹委会邀请二大中央委员会参加,但二大中央委员会最终拒绝了,另行召开他们认为正统党的三大。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上有两个第三次代表大会。由于后来布尔什维克取胜,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孟什维克召开的代表大会被降格为“代表会议”。

  列宁的做法等于另立中央,党章第二条规定召开党代会要求的各地党委会的数量达到了,但党代会由上一届中央委员会召集变成了列宁自行召集,仍然是违背党章的,而党章的这一条文还是列宁自己起草的。从党的法权角度看,孟什维克掌控的党中央委员会召集三大符合程序,而布尔什维克召开的三大没有完整的党章依据。至今,我没有看到我国的研究论文对列宁的做法有任何评价。回避不谈是不应该的。

  从维护党的纲领和策略角度看,列宁是正确的。新《火星报》名义上是全党的机关报,但不能代表全党,却以党的名义在活动。列宁就此写道:“没有机关报的党,没有党的机关报!多数派(布尔什维克)早在(1904年)8月就已提出的这个可悲的口号……”。列宁说的“没有机关报的党,没有党的机关报”,前者是指新《火星报》已经不能被视为党的机关报,而是派别的报纸,所以这时的党实际上没有了机关报;后者是指新《火星报》完全没有党的意识,因而它不过是空有机关报的名称,实际上这家报纸与党无关,是没有党的机关报。列宁在二大以后的5年里,使用了112次“党性”的概念,前期全部是批评党的机关报的小组习气,“旧的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之所以说“党性”年轻,是因为党刚刚重新建立起来,“全党”“党的纲领”等概念需要建树,而小组活动的惯习已经很多年了。

  1905年4月布尔什维克召开党的三大,许多代表出于对孟什维克掌控的新《火星报》小组习气的愤怒,呼吁建立单一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而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作为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在国外的代理机构(第五条)。列宁就此批评说:“党的任何制度也不能建立在愤怒之上。确定一个简单扼要的原则:‘一个中央机关’,是最容易不过的了,但是这种决定丝毫无助于解决如何真正(不是在纸上)统一俄国国内和国外的工作的各种职能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建立单一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任命机关报主编的党章条文后,列宁认可了这一党报体制,指出:“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发现,不稳定的正是国外的编辑部,——而党却成长起来了,而且正是在俄国国内肯定无疑地大大成长起来了。在这种条件下,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办法,就不能不得到广大党的工作者的赞同。”

  几乎同时由孟什维克召开的另一个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章,没有对党的机关报作出任何规定,因为孟什维克在观念上把党员著作家的活动视为个人性质的,排除在党务之外。列宁就此指出:“著作家置身于党之外、党之上,没有任何监督,没有任何工作报告,也没有任何物质上的依存关系,这种情况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处于最糟糕的机会主义时期的情况相类似:党是党,著作家是著作家。”

  1906年4-5月召开两派都参加的党的四大,列宁坚持三大党章的第五条,即中央委员会指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并有权撤换责任编辑。孟什维克主张由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解决政治性问题时,编辑部成员即成为中央委员。大会以62票对42票通过了孟什维克主张的党章条文(第七条)。这个条文等于承认党报编辑部也是中央领导机构。

  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占多数,选出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全部是孟什维克。于是,列宁于四大结束的第二天,创办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报纸《浪潮报》,接着于同年9月创办秘密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这又回到了1903年党的二大后的局面:只要中央机关报里没有本派的人,就自己另行创办本派的机关报。

  1907年俄国党的五大,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占上风,大会通过了主要反映布尔什维克观点的一系列决议,通过了列宁再次提出的建立单一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指定的党章条文(第七条)。五大选举的党中央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五人,孟什维克四人,其他派别和民族地区的委员六人。考虑到不同派别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不可靠,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党团选举产生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无产者报》编辑部也加入中央。这种党内有党、另立中央、把党报编辑部纳入中央委员会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列宁自己起草的五大党章精神。

  1910年1-2月,五大的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会,目的是团结全党各派。全会决定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解散、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停刊。但是后者并没有停刊。因此,1910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声明不再接受1月全会的决定,出版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报》。

  1912年1月,布尔什维克自行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不是代表大会),会议修改了五大党章,第七条的内容没有改动。至此,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党的机关报的体制确立下来。

  布尔什维克的三大党章第五条和后来五大党章第七条关于中央委员会任命党报编辑部的规定,使得列宁有了一个新的衡量党性的标准,得以全面论证党报的党性。

  列宁关于两个中央领导机关的设想(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同为中央领导机关),初衷是好的,但实践表明,它引发了党的组织结构的混乱,列宁掉进了自己设计的这套党的领导机关组织系统的陷阱里,成为对立派与本派斗争的党内法权依据。列宁也正是在这一困境中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党性”要求。经过七八年的反复,最终还是回到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体制。这是19世纪60代马克思创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时的党报体制,只是操作时的具体方式各党和各时期略有不同,有的是党的行政领导机关监督中央机关报,党报是全党的,而不是中央委员会的;有的是党的行政领导机关直接任命编辑部,报纸是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最终确认的党报体制是后者。

  二、“党的出版物的党性”

  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爆发,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都积极参加了革命,并在同年11-12月分别出版了各自公开的日报。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是《新生活报》,孟什维克的报纸是《开端报》。两家报纸都遭到沙皇警察的迫害而被迫停刊,停刊后两派共同秘密出版三期《北方呼声报》,最终被查封。在沙皇当局看来,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的报纸,不会关注他们内部吵得一塌糊涂。

  也正是在这个可以公开地自由发表意见的短暂时期,孟什维克的著作家们发表了较多的文章,该派各方面的宣传活动很多也以这些著作家为主导,而表达的观点违反党纲规定的最低纲领,混同于资产阶级的观点。这些著作家的党派身份是公开的,公众会误以为他们表达的观点即是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和策略。回想到党的二大以来孟什维克的种种表现,列宁在《新生活报》上接连发表多篇文章,论证了出版物的党性。他之所以采用涵盖面较广的“出版物”(литература)概念而没有使用较为具体的“报纸”(газета)概念,是因为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全面利用了各种传播媒介和表达形态,而不仅仅是报刊。这里的“出版物”涵盖面很广,本意首先是指一切书面著述,其次是指一切文学作品,可以涵盖党的报刊、传单、文学作品以及党建立的图书馆、阅览室、书报亭、印刷所等活动场所。这几篇文章集中使用了“党性”的概念,而专门论证党的出版物的党性,是列宁发表在11月26日《新生活报》上的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партиийнаяорганизацияипартиий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

  此前几天,列宁发表《论党的改组》一文,说明好形势中潜在的危险性在于,孟什维克掌握的报刊是以党的名义在发表意见,而却很像非党的言论,这将在思想上造成党的瓦解。就此他写道:

  可能有的危险是,非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群众一下子涌进党内来。那时党就会淹没在群众之中,党就不成其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进部队,而将沦为群众的尾巴。这无疑是一个可悲的时期。如果我们党有蛊惑人心的倾向,如果党性基础(纲领、策略规定、组织经验)十分缺乏或者薄弱、动摇,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危险可能是很严重的。

  在这里,列宁提出了衡量“党性”的三条标准,即党的纲领、党的策略和组织经验。符合这些的言行是具有党性的,不符合这些的言行是违背党性的。党性,即与小组意识对应的党的意识。党成立后,原来属于各个活动小组的成员便成为党员,如果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党的党员,个人的言行和党报编辑部遵从于党纲、党章和党的策略决议,那么可以说这个人和党报是具有党性的,如果还是习惯于小组习气而排斥其他党员发表意见,在党已经存在的情形下,这个人或党报可以说不具有党性。

  此后两周,列宁又发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继续强调:“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列宁贯彻了三大党章的精神,从什么叫“党”或“结社”说起,论证了个人的言论自由、党员的自由和责任、衡量是否具有党性的标准等等一系列问题。谈到党的出版物应当受到党的监督时,列宁估计会有人马上指出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问题,就此,他的前后论证是这样的:

  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这里说的是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当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做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在这里,列宁增加了一个衡量党性的标准:党章。这里的党章不是二大的,而是布尔什维克的三大党章。这时的党报,是在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党报。至此,列宁提出的衡量党员和党的出版物是否具备党性的标准一共有四条,即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党的策略决议和组织经验。

  几天之内,列宁两次谈到衡量党性的标准,或叫确定党的观点还是反党的观点的界限,讲的都是同一内容。第二次他增加了“党章”的标准,并对“组织经验”做了解释,即指“各国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这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实际只有两年历史的年轻的党,可以依据的党内法权文件很少,有时就需要依据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同类情况下采取的党内“合法”行动的“案例”。

  我国的研究者对《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留下印象深刻的,不是上面所引的段落,而是列宁的这样一段话: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可能列宁使用的比喻“齿轮和螺丝钉”比较抢眼、好记,于是这句话被广泛引用,连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也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980年以前,因为文章标题里的“литература”被翻译为“文学”,这篇文章尚不是新闻学界研究列宁新闻观的主要论著;1980年确认译为“出版物”以后,才成为党报党性的经典理论来源了。

  其实,“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是列宁接过孟什维克对他攻击的词句,进行反驳时借用的。列宁此前三次具体反驳过这样的攻击,例如他说:

  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在这方面他们认为特别可怕的,就是把编辑变成撰稿人),他们一听见别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轻蔑地说(对“形式主义者”),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显然,列宁反对把党的组织理解为机器,把党报编辑理解为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齿轮和螺丝钉”加了引号。列宁生怕读者这样机械理解,紧接着另起一段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

  这才是列宁对写作事业特点的基本认识,我们不可以把“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视为正面意义上的。列宁是在尊重写作事业规律的前提下,要求把党的出版物和写作事业视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但不可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要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查阅诸多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宣传和新闻工作文献里的“党性”概念的解释文章,这个概念被说成无所不包,从宏观的遵守党的纲领、服从党的领导,到很微小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都被认为是党性的要求。什么都是等于什么都不是,我们需要回到列宁对出版物党性的权威论证上来。不仅“党性”这个概念,其他外来的和自己生造的“××性”概念在中国语境内的情形差不多。普通名词抽象化以后很难有标准的解释,造成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里的一类词汇。我们不应该把非本语系里的词汇简单地搬到本语系中。

  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的俄文单词народность(党性),即党的意识、党的观念。这是一个形容词词干+ость的名词结构,表示性质的抽象概念。俄文名词партия翻译为“党”;形容词партийный翻译为“党的”。名词化的形容词партийность翻译为“党性”,它是名词,但又不同于具有实质指称的名词“党”。19世纪20年代时的中文译者认为加上“性”字可以抽象地表达出形容词名词化所代表的那种抽象的观念和意识,于是这一翻译思路约定俗成。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中国,形成了一类词源来自俄国的中国式的组词法——“××性”。而在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英语和德语属于该语族)里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例如前面提到的列宁首次将“党性”与党报编辑部的工作联系在一起那句话“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俄文是переход к партийности от кружковщины(这里的партийности是партийность的第三格),英译文是from the circles to a Party英文没有与俄文对应的这个正面且抽象的名词化的形容词,只有贬义的partiality(党派性)一词,因而英译文采用首字母大写的“党”(Party),意思是通的。若我们从英译文再翻译为中文,这个大写的“Party”很难翻译出“党性”这个词。我们无法得到一个与俄文партийность对应的标准英文单词或词组。

  总结一下,列宁关于出版物的党性,包括一个基本认识,一个组织原则和4个具体衡量标准。一个基本认识:党的出版物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不能游离于党。一个组织原则:“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不可置身于党之外、党之上。4个具体衡量标准:党纲、党章、党的策略决议、“各国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这里的前三个是具体的,最后一个与俄国党初建缺少完整党内法权文件有关,现在可以忽略。

  三、“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

  列宁强调出版物的党性,这是一种党的纪律的要求,同时他没有忽略写作事业的特点:“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就在他提出“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后的第三个月,他谈到要在党章中规定可操作的保障党内思想交流的条文,他最终比较全面的表达即“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他的这一思想和实践,是对应“党的出版物党性”的,以便取得党内不同意见的和谐相处与平衡,这就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二大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度陷入不同派别的无序争斗。列宁除了提出加强党性外,他于1903年12月写道:“不管中央机关的成员怎样变动,人们在党内都可以而且应当宣传自己的观点。任何一个小组,即使是工人事业派的小组,只要参加了党,都有权要求给它陈述和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1904年7月,他进一步明确建议:

  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的全部经验迫使我们考虑少数派(不管是什么样的少数派)在我们党内的法律地位问题。我们深深地感到,这个经验教导我们必须在党章中保证一切少数派的权利,使那些经常发生的和无法消除的不满、愤怒和斗争,不再变成通常的庸俗的无理取闹和无谓争吵,而是形成一种目前还不习惯的捍卫自己信念的合法而正当的斗争。我们认为,对这一点的绝对保证,就是让少数派成立一个(或一个以上)著作家小组,它有权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充分的“舌头自由”。必须提出最广泛的保证,让批评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党的书刊能够出版。

  1905年4月,布尔什维克的三大通过了反映列宁上述思想的党章第七条:

  任何已被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批准的组织,都有权用自己的名义出版党的书刊。如有五个合格的委员会要求,中央委员会即必须运送任何组织的书刊。所有定期的党的刊物都必须按照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刊载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声明。

  党章的这条规定,目的在于平衡党性与不同意见的发表。一方面,所有党的报刊都要刊载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声明;另一方面,若有六分之一(五个合格的委员会,相当于当时全党委员会的六分之一)的党的委员会提出要求,中央秘密运输机构必须运送任何党的组织的书刊,这是给不同意见提供党内的发表渠道。例如可以批评三大通过党纲,列宁在强调党性基础的那篇文章《论党的改组》中写道:“对个别条文和措辞的批评,这在任何有生命力的党内都是理所当然的和必要的。”

  列宁的这个思路,恩格斯有过论述,但以党章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党内法权文件,这是列宁的首创。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除了四大,均没有对党章的这一条做过改动。

  关于“少数派著作家小组有权派代表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列宁是认真实践的,直到十月革命后。例如1918年3月党的七大出现“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自由出版了几家报刊反对签署布特斯特合约。在列宁耐心工作并取得党内多数支持以后,他们主动停掉了报刊。1921年3月党的十大出现“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他们的观点被代表大会否定,但在选举党代表时,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按不同的政治纲领选举代表的决议,他们都有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有他们的代表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历史上,布尔什维克也曾多次在党内处于少数地位,由于存在党内的思想交流,他们以论战和说服的方法使自己从少数变为多数。

  1906年4月,党四大所通过的许多决议含有布尔什维克不能接受的孟什维克的观点。会后列宁声明:“我们深信,工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在这些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接着,列宁提出了“讨论自由,行动一致”这一党内思想交流的原则。他写道:“讨论自由,行动一致,这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到的。……除了行动的一致之外,还必须最广泛地、自由地讨论和谴责我们认为有害的措施、决定和倾向。只有这样进行讨论,通过决议,提出异议,才能形成我们党的真正的公众舆论。”一个多月后,这句话列宁表述为“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意思是一样的。

  1906年5月24日,300多位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在一次大会上就能否在党的报刊上和群众集会上批评刚结束的党的四大通过的决议展开了争论。列宁的决议案认为,批评不仅应当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可以在党的报刊上和群众集会上。九成参会者赞同列宁的决议。几天后,党中央委员会就此作出决议,规定在群众性政治集会上“任何党员都不得号召进行违反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活动,也不得提出与代表大会的决定不一致的决议案”;同时允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自己个人的意见和维护自己特有的观点”。

  6月2日,列宁发表《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将党中央的决议全文照录。他这样评述:

  决议说,享有“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个人的意见和提出批评的“充分自由”(第1条),而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第2条)“任何党员都不得号召进行违反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活动”。请看结果就是: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权号召进行违反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活动,——而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不‘享有’‘发表个人的意见’的充分自由!!决议的起草人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党内的批评自由同党的行动一致的相互关系。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是如此。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一致的“号召”都是不能容许的。

  列宁的这段话,前半部分是讲在统一行动之前,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包括在群众性集会发出批评意见;后半段讲的是在政治行动之时,不能允许发出破坏行动一致的号召。

  由于列宁前半段的表述在中国的环境里恰恰是被批判的,所以1977年1月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的《马恩列思论报刊》第37页,只摘录了列宁的后半句话,即“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不论……”,而没有摘取这段话的前半句。编者把前半句列宁正面论述的话,栽倒了孟什维克头上,这样解释:“孟什维克认为,党员在党的刊物和党的会议上有权号召进行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的行动。列宁指出,这是极端错误的,不能容许的。”这种连字面意思都没有看懂的情形时有发生,甚至连列宁著作译反了且一度还被广泛传播的情形都有过;2016年,我还发现有人把马克思批评的话当作马克思的观点加以阐述的。这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情形,需要反省。

  1906年12月,列宁又做过一次论证,这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最终标准表述: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原则上明确地谈了我们对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纪律概念的看法。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

  不过,冷静地看四大中央委员会1906年6月初的规定,似乎并没有错误。在党的会议表达不同意见是布与孟两派都认可的,分歧在于是否允许在党的报刊上和群众性集会上发表反对意见。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允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自己个人的意见和维护自己特有的观点”,但规定在群众性集会上“任何党员都不得号召进行违反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活动”。列宁则把“批评自由”扩大到可以“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公开反对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显然是出于本派压到对立派的目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面临着沙皇政权的迫害,在群众性集会上暴露党内两派的矛盾,这是搅乱自己有利于共同敌人的做法。

  1907年党的五大上,布尔什维克派重新在党内成为多数,一直到掌握政权。不管怎样,列宁关于党内“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基本思路没有根本变化。1909年1月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时,仍然说了同样内容的话(但他不再说可以在群众性集会上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回到了1906年6月初孟什维克为主的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上):

  毫无疑问,党内对这些决议的每一点、每一条并不是都意见一致,因此,党的刊物应当敞开大门,以便根据日益复杂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对这些决议进行批评,进行修改。毫无疑问,今后党内的一切派别,正确些说,党内的一切流派,都应当把进行这种批评、应用和改善的工作,看作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和阐明自己的路线的事情。但是批评和纠正党的路线的工作,不应当妨碍党采取一致的行动;党的行动一分钟也不能中断,不能动摇,它必须在一切方面都符合上述决议的基本论点。

  四、倡导创办“争论专刊”

  列宁认为,能够在党报上公开讨论党的策略和活动方式,是无产阶级党有别于资产阶级党的一条标志。他在1914年5月说:

  在俄国所有的阶级中,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这样直率地、明确地、尽可能公开地讨论自己的策略,即自己运动的方向和方法,就是有教养的和有钱的资产阶级也办不到。只有那些愚蠢的或害怕广大群众参与政治的人,才会觉得工人报刊上经常开展有关策略问题的公开的热烈争论是不适当的或多余的。事实上正是这些热烈的争论帮助了全体工人养成全面考虑工人自己的政策的习惯,为运动制定出坚定明确的阶级路线。

  在可能的条件下,他总是希望党内各派能够在党报上交换意见。1909年2月,他在自己主编的《无产者报》上希望党内极左的召回派给报纸写稿:“我们登载了所有的来稿,转载了国内布尔什维克所写的一切与此有关的文章。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拒绝过任何一篇讨论文章,今后也将这样做。”

  党报毕竟是直接面向党内的,取得政权后的党报更是面向社会、传播范围非常广泛的综合性新闻媒体,不可能经常把大部分篇幅用于党内论战;秘密状态下的党,为了党的生存,有些争论也不适宜公开发表。所以列宁从1909年起,多次谈到创办党内争论。1910年1月,党中央全会通过了他起草的创办争论专刊的决议,编辑部由党内各派的一名代表组成(当时有六人),列宁主编。1910年3月《争论专刊》第1号在巴黎出版,列宁带头在前三号各发表一篇文章。出版争论专刊,是列宁以实际行动落实党章上规定给予党内少数派发表意见权利的条文,也是保障坚持党性的措施。

  1912年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政党后,党内依然产生着新的不同意见,列宁仍然建议继续出版争论专刊。十月革命后,党的中央级领导人在具体问题上发生论战,文章大多发表在党和苏维埃的报刊上或出版小册子。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首次通过创办争论专刊的决议。1921年3月,党的十大再次通过由列宁提出的创办争论专刊的决议。

  列宁作为党的主要领袖,提出出版《争论专刊》本身,体现了他的党内民主思想和乐于接受党内监督的胸襟。他在给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谈到:“如果你把所有不顺从的聪明人都驱逐出去,只把忠顺的白痴留下,那么你必将把党毁灭。”显然列宁很清楚,勇于说出不同意见的人,往往是有思想的人,是真正的党的思想财富。布哈林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曾经在1918年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后来事实证明布哈林错了,他主动承认了错误。1920年以后,布哈林成为列宁新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的最重要的阐发者。

  托洛茨基十月革命后的声望仅次于列宁。1920-1921年,他和列宁,以及党内其他高级领导同志之间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从党内思想交流的角度看,是列宁关于“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思想的一次新的实践。我1974-1975年通读《列宁选集》时,从文章标题上看到列宁与托洛茨基、布哈林就工会问题的进行辩论的两篇文章,注释里把托洛茨基、布哈林都说成反党集团。现在进一步研究才发现这是俄国党内最高级别的正常思想交流。

  由于1918-1920年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工会管理方面出现瘫痪现象。为了整顿劳动纪律和提高效率,托洛茨基除了主持军事工作外,还受中央委托主管运输系统的工会。他运用军事管理的方法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当军事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托洛茨基对军事化管理工会情有独钟,认为可以以变通的方式延续;其他人认为需要改变军事化的管理方式。

  1920年11月的中央全会上关于这个问题发生争论,会议推举10个人组成以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主席)为负责人的“工会问题委员会”做一个实事求是的非争论性的报告。这个决议以8:6票通过(列宁反对),决议规定在报告没有出来之前其他人不准发言。12月7日的中央全会,通过了中间态度的布哈林关于工会的决议案。12月24日的中央全会撤销了11月全会不把内部分歧公开的决议,于是托洛茨基当天在工会与苏维埃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做了《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他的观点。此后,全党就这个问题在《真理报》展开讨论,发表了很多文章。列宁1921年1月初和末,分别以小册子形式发表了我看到的那两篇文章,既批评了托洛茨基,又批评了布哈林。他们二位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反驳了列宁和其他同志的批评。这些,都是在公开出版的党报和莫斯科工农兵苏维埃报刊部出版的小册子中进行的。

  列宁第二篇文章《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伊始,便是这样一段话:“一场带有大会序幕性质的党内辩论和派别斗争……现在几乎到处都在举行党的会议,讨论有争论的问题。”列宁对出现这种党内讨论是乐观的,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正常。尽管他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批评是严厉的,认为他们的观点对革命是不适宜的,但是他在说这些话之前承认:“从形式上的民主来看,即使是反对整个中央的派别纲领,托洛茨基也是有权发表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1920年12月24日中央关于辩论自由的决议承认了这种形式上的权利,这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他在文章中肯定了托洛茨基关于党内思想交流的话,即“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要互相排挤,而是要互相促进”,认为这个思想是“正确的论断”。

  1921年1月14日,列宁主持十大关于工会作用和任务的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由于在这个草案上签名的有包括列宁在内的10个人,因而被称为“十人纲领”。纲领强调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主要工作方法是说服。在1921年1月22日起连续三天的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托洛茨基看到多数同志不赞同自己的意见,宣布收回而同意布哈林的中间观点。

  接着,托洛茨基同季诺维也夫(十人纲领的签名者之一)进行报刊论战,《真理报》再次发表很多文章。托洛茨基写道:季诺维也夫“全是鹦鹉学舌,都是从列宁同志那儿搬过来的。招牌当然是漂亮的。但是,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个别几句骂人的话正是列宁同志的论据最有威力的方面,那他就错了。他主要地学会了这个方面,可又不能掌握分寸。”季诺维也夫批评托洛茨基说:工会是一个被长途旅行(国内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的疲惫不堪的旅行者。本来应该给疲惫不堪的旅行者端一杯牛奶,可是托洛茨基之流却端给他一杯极浓的醋。托洛茨基回应道:这种形象近乎圣经里的形象了,能同这个形象相媲美的,只有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所有报告中一直同季诺维也夫形影不离、而且每当自己儿子快要死的时候总向托姆斯基同志(苏俄工会负责人——引者注)讨棺材的那个老太婆的形象。

  1921年3月召开俄共(布)十大,会上拥护“十人纲领”的占了绝大多数(336票),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中间观点只获得50票。大会选举包括托洛茨基、布哈林在内的新的10人委员会起草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在原“十人纲领”的基础上形成了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列宁正确地处理了党的统一和团结与必要的自由争论的关系,他的观点获得党代会的认可。代表大会还决定出版专门的争论专刊,继续交换意见。

  从这次全党性的讨论看,党的出版物提供了充分的讨论空间,各地方的党组织,都通过党的出版物自由表达了意见。在这场党内的思想交流中,几乎所有党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斯大林),以及各地党的组织发表的言论都是直言不讳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间的论战,其尖刻程度,在国际共运史上都是少见的。但这样的论战没有妨碍他们在工作上相互配合。现在看来,有些地方包括列宁在内,在批评对方的时候存在批评不恰当、扣帽子、上纲上线的问题。但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对决议表决之后,少数派的观点持有者便服从了多数的意见,不再争论。多数意见持有者也没有因此而歧视少数派,而是团结起来共同实现党的纲领。党的出版物基本上公正地为论战各方提供表达意见的平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证明列宁总体上是正确的,托洛茨基囿于军事化管理工会的经验,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工会的性质。但论战并没有影响列宁对托洛茨基的高度评价,他在1922年12月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俄国党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在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上都与列宁发生过意见冲突,现在我们看到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特别是第一版)关于某个事件或某个人的注释,把凡是与列宁意见不同的党内派别和领导人都赋予某个恶名,扣上某种机会主义或更坏的帽子。如果以这些注释为依据,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贯正确的只有列宁,他无形中成了孤家寡人。对此,在阅读时应独立思考。

  列宁个人具有很好的民主作风,党内存在与列宁的不同意见和进行争论,即使言词激烈,在他看来是很正常的。理解了列宁要求的坚持党性与“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的平衡关系,才能以平常心看待和理解列宁时期俄国党的思想斗争史。

  然而,列宁逝世仅一年,斯大林禁止出版“争论专刊”,他的理由是:“我们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我们看来,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党的利益才是一切。”任何民主必须以一定的形式存在,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对立起来,结果只能是完全取消民主。高于民主形式的党的利益,也不可能是党的利益,只能是掌握党的权力的少数个人的私利。民主是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恩格斯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五、如何评价列宁的“党的出版物党性”

  要全面评价列宁的党报思想,必须查阅全部列宁文献,在信息源被部分拦截的情况下,是难以进行实事求是研究的。

  中国的研究者接触列宁的党报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较多的列宁单篇涉及新闻观的论著被引介之时,已经是斯大林掌控苏联党,所以同时伴随着引介斯大林的论著,如他的《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和《联共(布)简明党史》,我们知道的列宁是经过斯大林修饰后的列宁。斯大林多次与列宁发生的冲突被隐瞒,历史上列宁身边比斯大林重要得多的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被丑化为各种机会主义分子,被从党史和列宁著作中除名,即使偶尔出现也是反派角色,面目全非。至于被列宁批判的孟什维克,那是比敌人还要坏的派别。列宁政治遗嘱里评价的六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列宁唯一建议撤销的是斯大林的党的总书记职务。而恰恰是斯大林,后来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其他四位领导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皮达可夫),追杀了一位被驱逐出境的领导人(托洛茨基)。

  我国中文第一版《列宁全集》共39卷,是根据斯大林在世时1941-1950年俄文第四版《列宁全集》翻译的,列宁与被斯大林整肃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有正面评价的通信都没有收入,例如列宁1903年3月15日建议增补托洛茨基为《火星报》编辑部成员的信,体现了列宁对党报青年力量的关注,就没有收入。我看到列宁最后一次论证党报工作,是他1922年4月12日写给党报文章作者奥新斯基的信,里面奇怪地出现这样的表述:“他们害怕家丑外扬,害怕赤裸裸的真相,回避真相,‘瞥上一眼了事’……只是浮光掠影地瞥上一眼。”后来才知道省略号的一句是“像托洛茨基同志恰当地形容的那样”。1987年我编著《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时,发现上面两封信的原稿译文,马上收入其中。现在可以在2018年再版第二次印刷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新闻》中看到配图的这两封信(第118篇和第178篇)。

  我国中文第二版《列宁全集》共60卷,是根据1957-1965年俄文第五版《列宁全集》翻译的,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列宁著作的本来面目,可以初步看到列宁生前同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等所谓反对派分子的真实关系,该版增补了不利于斯大林的列宁与斯大林的信件73件,列宁给所谓反对派分子的有正面评价的信件1622件。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列宁有问题同他们商量,写好稿件先寄给他们看,征求他们的意见,有什么不满也告诉他们,有些文章是事先同他们商量后撰写的。他们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和助手。这些都是研究列宁新闻观的重要材料。一位研究者指出:

  据统计,新发表的从十月革命到列宁逝世期间,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件中,有三十九件是显示同他“一致”的,在这些信件中,经常出现诸如“完全同意托洛茨基”“我同托洛茨基共同认为”“和您(托洛茨基)完全一致”之类的字样。这些材料还有一个特点,凡同托洛茨基一致的,几乎都是同斯大林有分歧的。

  但这一版《列宁全集》仍然是不全的,那时苏共还未给被斯大林迫害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平反,注释对他们的评价一定程度保留着以往的批判印记,而且至今在中译本中也未完全消失。对此,我们在研究列宁著作要予以注意。根据1990年12月14日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院长斯米尔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还有3700件列宁文献(列宁写的、编辑加工的、口授的)未公布,涉及国内战争时期的镇压政策,党的秘密工作方法,武力反对邻国,驱逐知识分子,以及红军第一骑兵军屠杀犹太人等内容。1965年参加普查俄文《列宁全集》第五版与第四版内容差异的专家郑异凡说的一句话很经典:“历史就是这样,只要有一处隐瞒或歪曲,整个历史就难以说清楚!”

  现在,我国研究界对俄国党历史上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均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属于同一个党内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存在不同意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常现象。恩格斯说过:“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发展和相互斗争”,“每个党都有右翼和左翼”。(恩格斯,1971:323;1965:98)这一点,我们在研究列宁党报思想时要特别予以注意,因为我们看不到完整的孟什维克言论,而列宁引证和论述的均为他的批判性表达。孟什维克是俄国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在俄国革命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活到1903年以后的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全部是孟什维克。孟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马尔托夫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者和实践者之一,具有强烈的革命热情、渊博的知识、卓越的宣传组织才能,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秦晖认为:

  孟什维克的缺点(从另一种价值观看或许是优点?)恰恰在于过份虔诚地执守意识形态原则,理论上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不善权变,行为上坚持道德自律而不愿使出辣手,对他人过份天真而不谙世事险恶,对自己“洁癖”太甚而处处循规蹈矩。由于努力和机遇,他们在俄国曾有比列宁一派更大的影响,但因为上述“缺点”以及一些更深远的原因,他们最终被自己过去的党内“同志”消灭了。

  赵俪生谈到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时写道:

  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批评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契卡”已把马尔托夫列入被整肃的黑名单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尔托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啊。

  这里前者谈的即1903年党的二大上马尔托夫与列宁、普列汉诺夫争论的党章第一条。后来列宁认可了著作家可以作为一类特殊人群派代表参加党代会,但他们必须参加一个党的组织。后者指1921年孟什维克被取缔以后的故事,反映了列宁的矛盾心态。

  列宁的党报思想整体上是正确的,但在一些细节上其实存在双重标准,他自己不可能处于派别争斗之上,而是处于派别争斗之中。不能完全把列宁说的话视为检验是非的标准。只要工作,就会发生不同意见,俄国党内的高级领导人没有一个在所有问题上同列宁完全一致。列宁与所有党中央内和党报编辑部内的同志,几乎都发生过意见分歧。例如斯大林,并非像过去宣传的那样始终同列宁保持一致,他在1912年《真理报》创办之初关于办报方针就与列宁的观点相左,但他那时的观点比列宁要稳妥。但1917年3-4月他和加米涅夫主持《真理报》时所持的观点,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列宁的观点取得了成功。列宁与其他人分歧的是非,需要根据当时具体历史条件做出客观的评析。俄文《列宁全集》第五版揭示了列宁与斯大林的真实关系,即他们之间的关系属于正常的、真实的党内同志关系,只是打破了斯大林一贯紧跟列宁的神话。

  我们还要注意,列宁提出的党报党性,其对立面是俄国特有的小组习气。“党性”概念是在与小组习气的斗争中产生的,特指要有“全党”“党的纲领”的观念。几年以后,党的存在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现实,列宁使用党性概念时逐渐不再提及小组习气,而是更多地从党内两派如何真正遵循党纲、党章和到党的策略方面展开斗争。而在这方面,理解和解释的余地较大,看列宁批判孟什维克的文章,会被他的雄辩才能和很强的组织能力所折服,但从历史经验看,布尔什维克并非一路正确,特别是在1906年以后在国家杜马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初期的抵制及参加杜马后与各个党派,包括孟什维克完全不合作的极端做法,从现在的眼光看,是失策的。列宁在他的论战文章里显现的派性不比孟什维克差,有些文章不堪卒读,满篇是各种反面的政治大帽子。列宁直接领导的群众性工人日报《真理报》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但阅读列宁发表在《真理报》(1912-1914)上的数百篇小文章,相当多的文章不是与沙皇当局斗争,而是与孟什维克的群众性工人日报《光线报》争斗。我1975年首次接触大量列宁在《真理报》的文章时就很不理解,难道孟什维克比敌人还要坏吗?为什么要经常写文章做统计,显现《真理报》比《光线报》拥有更多的工人群众支持?这种“比”似乎有些不自信。沙皇当局可不管两派的争斗,一视同仁地多次查封《真理报》和《光线报》,两报多次改换名称继续出版,直到1914年两报最终查封。既然两报如此被沙皇当局迫害,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不联合孟什维克一起反抗沙皇的统治?这是党性还是派性?这里仅提出问题,无法展开研究,我的质疑需要进一步的历史材料来证明或证伪,希望这方面有新的研究成果。

  列宁是在沙皇俄国专制统治下,从建党的“草莽”时期一路不断斗争走过来的,西欧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组织经验无法照搬到俄国,因而他在俄国党的二大后提出的党的出版物的党性(简称“党报党性”),对后来相对落后国家共产党的党报坚持党性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俄国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纲和党的策略决议,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起草的;通过的党章(除第一条被修改)是列宁起草的,历史证明都是正确的。列宁批判孟什维克掌控的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不具有党性,使用这几条衡量标准也有可操作性。

  与党报党性对应的列宁提出的“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的原则,是他根据俄国国情的创造性设想与实践,保障了党的统一和党内生活的和谐,应该具有普遍意义。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主持苏维埃俄国的六年,俄共(布)党内高级领导人之间的相互批评、讨论、说服,以民主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达到行动一致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应该继承和发扬。然而,我们对列宁这方面的思想和实践研究很不够,甚至知之不多,把列宁论证的意思读反了的都有。

  不过,列宁并非党内争论的裁判官,他自己即是一派的主要领袖,可以从很多列宁的论述中感觉到他尽可能在党章的范围内进行党派斗争,但也不可避免地更多地关照自己的党派。例如,二大布尔什维克失去中央领导机关后,列宁很宽容地提出党内“舌头自由”问题,建议在党章里设置条文确认给予著作家一定的党内代表权,以缓解他提出党报党性带来的党的分裂趋向,这是正确而必要的。但这种自由度的把握,列宁其实是以本派在党内的实际地位(利益)而时而扩大或缩小。对布尔什维克掌控的三大党纲,他说可以批评,却仅限于“对个别条文和措辞的批评”;四大通过的党纲,布尔什维克不能接受,列宁强调的是“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进行批评。这是他的局限,难以避免,可以理解。

  苏维埃俄国迅速从三个社会主义的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联合执政变成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交流的幅度因外部局势的变化而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上,曾因形势紧迫,决议禁止党内一切派别和纲领。当有人建议以后完全禁止时,列宁特别指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不应有广义的解释,甚至下一次代表大会即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时这个决议对党也不能有约束力。列宁说:“不能一般地谴责党内斗争。我们应当谴责的仅仅是无原则的斗争。而一般地谴责集团斗争——这就意味着谴责布尔塞维克反对取消派的斗争。”

  在组织行为上,列宁的一些做法是有问题的。二大和四大确认的党报是全党的中央机关报,但由于编辑部成员都是孟什维克,列宁随即创办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党的代表大会确认的中央领导机关,是由党的法权文件规定的“合法”机关,作为党员或党内的派别,至少在行动上要服从中央领导机关吧?由于二大确认的中央领导机关没有布尔什维克的人,列宁另立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布尔什维克常务局);五大上布尔什维克居主导地位,仅由于党中央委员会里其他派别的委员立场难以把控,列宁随即另行成立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从党的组织原则看,不论布尔什维克思想理论方面多么正确,这样的行为是分裂党。

  列宁的这些做法,可以理解为党从幼小走向成熟过程中的草莽行为。对后来拥有严格组织体系的共产党来说,是不能允许再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过两次另立中央的事件,一是1931年罗章龙因反对王明路线而另立中央,一是1935年张国焘自认为人多枪多而另立中央。他们都是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均被开除党籍。前者的思想路线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但党不能容忍分裂党的行为。罗章龙后来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逝世后给予“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很高荣誉称谓,但不能恢复党籍。

  总结几句:1.列宁关于“党的出版物的党性”和关于“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的党内思想交流原则,具有普遍意义。2.囿于列宁自己同时处于具体党内的派别之中,在贯彻他自己提出的党内生活原则时,会受到派别利益、环境氛围的影响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双重标准,但他努力在党的法权规范内考虑问题的意识也清晰可见。对此可以用历史的眼光看待。3.俄国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列宁多次在党代会确认的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以外,另立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和本派的中央党报编辑部,这里有党初创时期党内各派均缺少党规意识的历史原因,不可效仿。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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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力丹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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