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对英国《泰晤士报》创办及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探析18世纪到19世纪初英国报业环境和发展状态，并结合当时英国社会历史情境，揭示它与英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互动及“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养成历程，诠释早期英国“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意涵。

　　关键词：泰晤士报；第四等级；报刊

　　“第四等级”报刊观念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到19世纪中期，报刊作为第四等级与其他三个等级——君主、议会上院所代表的贵族阶层和议会下院所代表的新兴阶层一样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1828年，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论哈姆勒<英格兰宪政史>》一文中提出“国会中的记者席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第四等级”。1841年，历史学家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涉及到第四等级时又扩大了它的意涵，认为印刷和写作可以向整个国家和人民传达政府的声音，权力机构的行动和声音通过报刊可以明白无隐的展现在公众面前，从而确保了民主。报刊的这种力量成为政治架构中机制性的力量，甚至算得上一种独立的政府机构。

　　早在18世纪末，新闻界争取对议会报道的自由就将英国报刊与政治以及公共舆论紧密联系起来。报刊也逐渐开始摆脱政治的控制，读者群的成熟确保的发行和工商业提供的广告成为新的经济来源，现代报刊观念初现端倪，最终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为自身赢得了“第四等级”的称号。通过将议会新闻自由登上报刊向公众报道，报刊就与政治和公众舆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政治也变得不再隐秘。对自由和民主的争取让报刊以及由它培养的渐具公民意识的公众推动了英国政治的公开透明，使民众得以参与政治决策，早期的《泰晤士报》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一、早期的《泰晤士报》及其所在的社会环境

　　《泰晤士报》是由约翰·沃尔特于1785年在伦敦创办，创办之初名为《每日环球记录报》，1788年3月定名为《泰晤士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报纸发展中，《泰晤士报》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被称作“欧洲的首要日报而且也许是世界最大的当代舆论工具。[1]”

　　18世纪末的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仍不完善，新兴的资产阶级仍在与封建贵族博弈、争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工业革命带来新的生产方式让新兴阶层逐渐富裕，他们需要舆论机关为自己发声，加快经济信息的传播，以获得更多的社会主导权。当时，英国工商业发展愈趋繁盛，城市和港口日渐繁荣。伦敦作为金融和港口城市，社会财富迅速聚集。同时，资产阶级兴起之后，开始追逐政治权力，谋求进入国家治理体系，他们对封建贵族把持议会和权力不满，关于议会改革的呼声日起。该时期，欧洲大陆的法国也正酝酿着大革命，国内外局势变动使得中上层公众渴望了解局势变化信息。

　　在《泰晤士报》创办之时，伦敦已有8份早报，还有9份晚报每周出版三次。由于政府的控制和两党制的政治格局，政治宣传成为该时期报纸的显著标志，报刊的党派倾向明显。新创办的《泰晤士报》与众不同的是：它刊载的商业和航运消息比较多，政治和文化消息却较少。18世纪的英国报刊，多与政府保持一致而获得财政拨款或者信息津贴即享受政府提供信息的帮助；或支持政党、政治家而获得政治津贴；也有接受贿赂而删除负面报道进行“有偿不闻”的。

　　作为商人的沃尔特把盈利作为办报的目的。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却限制了这种做法。英国政府为了实现对出版的控制，废除事前审查制度后，开始用经济方法控制传播。除了政治上的叛逆罪、诽谤罪外，对出版行业征收高额印花税、广告税、纸张税等。仅印花税一项，每出版一份报纸需纳税2便士，一年支出就达5000镑之多[2]。当局用这种方式限制报纸出版的规模，使得出版不得不依赖政治上的补助。沃尔特每年也从政府手里接受300镑津贴，以确保报纸得以正常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