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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中的人文传统与思维模式
2020年03月13日 19:11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曹胜高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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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悠久而基本未被分化的语言,汉字是世界上仅存的一种古老文字系统。

  汉字,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基因,也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并为世界文明作出重要贡献的基石。

  文字的出现,使得人类可以在大脑之外得以记录更为复杂的内容,并由此进入文明社会。数千年前,中国文字的形成并逐渐成为主要的纪录符号,标志着中华民族较早进入到了文明时期。

  任何一种语言的形成,都是一种文化漫长的积淀,体现着这种文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保存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自然万物的观察方式、思考逻辑和认知途径。对早期人类来说,日月星辰的运行,寒暑冷暖的变化,获取猎物的多少,部落之间的交换,都需要他们去认识、去理解、去描述。日积月累的观察中,他们不断丰富着表达方式、总结着表述经验,久而久之,便有了语言;再久而久之,便有了文字。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掌握,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理性的,这要用概念和推理来分析、来表述。另一是感性的,要靠直觉、想象和夸张来描述直接感受。尚处于童年时期的早期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对外在事物的表达,往往是朦胧的、混沌的,多采用象形的思维模式来记录对客观事物的印象。象形思维是采用立体的、带有描摹性质的方式来刻画对象的形态,来表达对外在世界的认识。

  早期人类首先是用图画,而不是用文字来表现客观事物,是通过形象而不是概念来描述外部世界。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刻画,除了装饰之外,可以看作原始人对外部世界的朦胧记忆。在这些图画中,原始人更多采用象形的方法来思维。他们开始用一些最具有代表性、能被普遍接受的刻画作为记录符号,这些符号逐渐成为交流的工具。唐兰先生曾言:“最古老的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字总是用图画方式来表达意符的文字。”

  汉字的形成,正是史前刻画、绘图具象化的结果,其所采用的直观绘图方式来造字,延续了原始思维的图画意识,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更抽象、更理性的表达,最终通过增形孳乳形成了大量的汉字。

  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符号刻画,是1960年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陶尊上的符号。文字学家对这个图案的解释各有不同,于省吾先生说是“旦”字,认为上面的圆形是太阳,中间的是云气,下面是山,表示太阳初起,是象形字。唐兰先生说是用阳光照耀着山火表示“热”,认为这是一种语义的意符文字。无论这个图案代表什么意思,其通过组合一系列物象来表达复杂的意思,比绘制单一物象所表现的内容丰富得多。

  在图画表意向文字表意的过渡时期,这类符号应该很多,只不过大多数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汉字正是通过这类符号刻画的不断累积,所表达的意义逐渐凝固,通过特定的组合,形成了系统的文字。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的六书,概括了汉字形成的六种基本方式: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在前四种汉字结构中,既有直觉感知的图画意味,也有不断抽象而形成的理性建构。

  象形是最具有图画意味的造字方法。许慎说:“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这种造字方法是用线条、笔画,把所要表现事物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如“月”字就画成一弯明月的形状,“马”字就写成一匹有鬃、有腿的马,“门”字就画成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这种造字方法、书写方法,实际是绘画线条的抽象和简化,一看就很容易猜到所表达的意思。

  指事是用图案表示较为抽象的内容,如“刃”字就在“刀”的锋利处加一点,指出那个部位就是刀刃;“上”、“下”二字分别在事物平面的上方或下方画上符号,用来指出其位置所在。“本”是用“一”画在“木”的根部来表示,点明“本”便是树木的根。这类字容易表达更为抽象的内容,却很容易理解,许慎说:“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会意是用普遍通用的象形符号来表达更为复杂的内容。许慎概括为:“比类合谊,以见指撝。”这些字往往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它们合并起来,就是所要表达的意思。这类字体现着对事物之间关系的理解,可以看成一幅幅抽象的画。如“吠”表示犬叫;“咩”表示羊叫;“鸣”表示“鸟叫”。田中劳作的人为“佃”,靠树休息的人为“休”,拿武器的人为“戎”。“日”和“月”组成“明”,“不”和“正”组成“歪”,“小”与“土”组成“尘”等。这种造字方法把握住了事物的基本联系,能够形成一批有意味的字。

  形声是上述造字法的发展,其形符采用象形、指事、会意等方式形成的符号,用来表示字的大致意谓,加上接近读音的声符,就形成了既有绘画意味又能表示读音的造字方法。相对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字兼顾了语音;相对于其他单纯记录语音的文字,象形字又兼顾了表意。单纯的表意文字是空间性的,单纯的表音文字是时间性的,形声字则兼顾时间和空间,既便于口头表达,又便于快速阅读,具有强大的表现力。

  形声字成为主要的造字方法,是汉字得以大量增生的关键。可以说,形声字的形成,标志着汉字摆脱了单纯依靠绘图达意的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抽象理性,兼顾语音而形成书写系统,能够最大限度地描绘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给中华民族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交流手段。

  在四种造字方式之外,许慎还提到转注和假借两种用字方式。转注,许慎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转注是在原有字符的基础上,通过形转、义转、音转的方式,形成大量的同义字或者近义字,用以表达更为细腻、复杂的内容。例如“夋”,与长、大等义项相关,便以之作为声旁,增加形旁来表达更多类似的意思:以骏表现马之大,以峻表达山之长,以浚形容水之长,以俊表现人之帅等;再如建立一个形旁,如“木”“火”“土”“金”“水”等,表示事物的属性。然后用声旁来描述相关义项,采用“一义数文”的方式,建类滋生,形成大量的汉字,可以更为精确地描述自然、社会和自身的种种微妙之处。

  假借是汉字使用时出现捉襟见肘时,临时采用的“借字”,也可以视为汉字的一种生成机制。一是临时借用,两个字写法不同,但在特定语境下异字同义,如《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通“新”,临时写作“新”,现在可以说是错别字,在古籍上出现我们通常理解为通假字。二是借了不还,早期造字是有些抽象的意义不好表达,就用一个读音相似的字来表达,如“莫”的本义是“暮”,但交流的语音要书写,就用“莫”标识“不要”的意思,再造一个“暮”来表达“日落”之义,新字便如此产生。

  从这个角度来看,转注更接近于造字方式,假借更接近于用字方式。但二者都是汉字生成机制,许慎将其归入“六书”,成为对汉字形成方式的基础性结论。

  通过绘图意识形成的象形字、指事字,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感性直觉;通过抽象而形成的会意字、形声字,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通过组合分化而形成的转注字、假借字,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通变整合。可以说,汉字承载着中华文化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凝聚着中华文明的思维进程和历史智慧,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和创新意识。

  从甲骨文到金文,从大篆到小篆,从繁体字到简体字,汉字的书写在不断简化。关键原因在于,我们抽象的能力越来越高,理性思维越来越深刻,可以从更简单的符号中,理解更为复杂的内容。在简化的历史趋势中,保持汉字结构、笔画和字体的基本稳定,是三千年汉字书写史的基本经验,我们可以通过识繁,来继承汉字的传统形态;通过用简,来面对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

  (曹胜高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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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曹胜高 工作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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