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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改革的本质论与方法论
2020年08月28日 11:05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第11期 作者:郝振省 字号
2020年08月28日 11:05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第11期 作者:郝振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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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即二○一八年是共和国整体改革四十年的纪念年份,当然也是出版改革四十年的纪念年份。关于出版改革,业界同仁写了不少或长或短的文章,开了不少或大或小的会议,举办了不少这样或那样的活动来回顾这四十年走过的历程与取得的成就,来思考这四十年成功的经验与尚存的问题,来设计未来四十年(或若干年)行动的纲领与履行的使命。现在,时间的指针已经辞别了二○一八年,进入了二○一九年,这种对四十年出版改革的回顾、思考,对新一轮出版改革的展望与议论,还应该继续下去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对出版改革的认识与实践并未完全进入到必然王国的境界,而出版改革的任务则呈现出“战斗正未有穷期”的状态。于是对出版改革的理论研讨与实践推进就成为出版改革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至少,在本质论和方法论方面应该有自己的比较用心的回答。

  关于出版改革的本质论。在总结出版改革波澜壮阔的四十年历程的讨论中,你会感到取得的成就可圈可点的很多很多,你会感到改革的进程前后相继的事件很多很多;但是总觉得描述这些成就和进程时,有不得要领或外在游弋之感。然而,当你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加以剖析之时,你就会一下子感到抓住了事物的牛鼻子,如庖丁解牛般的痛快和暑天劳作后冲洗的酣畅淋漓。这个理论就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叫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结构关系与矛盾运动。它构成了出版改革的本质论的基础。

  所谓出版改革的本质论即根据出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出版生产关系做出相应调整;或者说调整现有的出版生产关系,以适应出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以此来考察,你就会发现:1979年12月的长沙会议决定把“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三化”出版方针调整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略,提出有实力的综合性出版社可以将原来的若干编辑室裂变为不同类别的专业出版社,这实际上是出版管理机关(出版上层建筑)通过一定程度的出版生产关系调整推动出版生产力的外延扩张和市场布局。1984年哈尔滨出版工作会议决定推动出版社由“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这实际上是通过内部生产关系的调整,激活出版生产力的内涵发展与改变长期的僵化理念。2003年的包括以出版企业为主的文化企业改革试点,以及尔后2005年的全国出版单位除极少数保留事业性质外,几乎全部进入转企改制的阶段,其实是通过大面积的全覆盖的出版生产关系调整,将已经得到扩张的外延生产力与已经得到激活的内涵生产力巩固下来、发展起来。我国由“文革”错误造成的出版荒芜的现象得以扭转,成为世界上品种、印数最多的国家,成为出版大国,包括走向出版强国的实力,就是在这种经过改革、调整的比较适应的出版生产关系条件下,出版生产力巩固、发展的结果。后来,包括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的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等等,都是这种出版生产力的巩固与发展之表现,都是出版生产关系调整得比较和谐的结果。

  承认出版改革本质论的同时还应该充分肯定出版改革方法论的贡献。依笔者所见,出版改革方法论主要有试点论与阶段论两个方面。所谓试点论,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出版改革中的运用。对一项改革举措,尤其是涉及一项重要改革政策的出台,坚持“一切经过试验”的试点论是“必修功课”。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理论认识先提出一套尝试性的改革方案,在小范围进行可控性实施,然后对实施结果进行比较客观的评估、比较深入的总结,接着进一步修正原有试点方案,使其更加具有科学性与可行性,最终由点到面全部推开。我国出版改革中出版单位的整体转企改制比较成功,与坚持试点论的方法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方法论中的另一方面是讲阶段论的。就是每次的改革都不可能是无限目标的,或者是模糊目标的,它在时间上应该是阶段性的,它在改革任务的设计上应该是有限目标的,这种有限目标至少应具备三个要素,有路线图:先走哪一步再继续走哪一步,所有参与改革者都应该心中有“图”;有责任主体,在路线图的各个节点应该分配什么任务,每项任务由谁来承担,承担的优劣好坏,应有相应的奖励和约束措施;有时间表,哪项任务、哪项工作在哪个时间节点由谁来完成,一目了然,推诿不得。按质按时的、未能按时按质完成者都应受到相应的监督约束。出版改革有一段时间没有如期完成任务,就是阶段论方面的工作没有到位。中央有关部门发现以后,要求到2018年底,所有出版企业必须完成公司制改革的任务,同时配套相关政策,结果完成得较好。股份制改革的任务,恐怕也得采取阶段论的办法来推进。当然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但我们只要遵循出版改革的本质论、方法论,包括试点论与阶段论,又确实把出版业界同仁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出来,出版改革的目标总能实现,出版强国的建设离我们就不会太远。

 

  (作者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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