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报刊 >> 期刊要闻 >> 编辑推荐
数字阅读研究热点与动向:伦理、行为与应用
2020年09月10日 10:17 来源:《出版科学》2020年02期 作者:黄先蓉 张窈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    要:数字技术带来出版内容形态和出版业态的巨大变化,也带来读者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的嬗变。文章以“第六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为切入点,并结合近年来相关文献,从数字阅读的社会伦理、读者行为、应用场景三个方面,系统梳理数字阅读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动向,并分析数字阅读的研究趋势:社会伦理价值得到确认、读者行为不断延伸、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

  关键词:数字阅读; 社会伦理; 读者行为; 应用场景

  作者简介:黄先蓉,管理学博士,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7级博士生。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出版产业政策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19BTQ003)的研究成果

 

  1 引 言

  自1992年“信息高速公路”问世以来,以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互联网技术为标志的数字时代全面开启,从世界范围来看,数字化浪潮已席卷全球,在教育、文化、医疗、金融、物流、餐饮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出版领域也不例外。从2005年前后“数字出版”的概念在国内学术界首次被提及到如今“数字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不断升温。随处丛生且泛滥的新概念和“传统信息化困境”在给人们带来困扰的同时,也驱动着出版学界与业界共同探索专业培养和行业发展的新路径。在此背景下,由武汉大学、美国佩斯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2日至3日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顺利召开。

  1.1 会议概述

  本次会议围绕“5G时代的数字出版:泛在、智联、融合”主题,共邀请来自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出版企业的专家学者140余位,录用会议论文94篇,论文主题涵盖出版融合、学术出版、版权运营、出版教育、知识服务、数字阅读等方面。其中,“数字阅读”是近年来数字出版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科学》在2013年和2014年就刊发了关于移动数字阅读发展趋势研究的系列文章,探讨焦点集中在用户体验、增强现实技术应用和数字阅读的社会化。此次会议共收到与数字阅读研究相关的会议论文16篇,占比约17%:从作者国别来看,2篇来自美国,14篇为国内作者;从作者机构来看,发文数量较多的为科研院校,包括武汉理工大学(3篇)、美国佩斯大学(2篇)、武汉大学(2篇)、浙江大学(1篇)、四川大学(1篇)、北京师范大学(1篇)、华东师范大学(1篇)、中南大学(1篇)、上海理工大学(1篇)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1篇),业界投稿次之,2篇分别来自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从论文关键词来看,出现频次较高的有数字阅读、网络文学、电子书、叙事、社交媒体、互动小说、有声书,经典阅读、沉浸、VR、童书、大学生、漫画和IP各出现1次,见表1所示。

  本文将以这16篇会议论文为切入点,结合近年来国内有关数字阅读研究的相关文献,从社会伦理、读者行为、应用场景三个方面梳理数字阅读研究的热点话题,并分析其发展动向和研究趋势。

  1.2 相关概念辨析

  表1 论文高频关键词表

  出版作为以满足读者阅读需求为根本宗旨的文化活动,阅读研究始终是其重要研究内容。随着数字技术全面升级,出版的技术驱动属性日益增强,技术驱动下的出版载体形态和内容组织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出版形式和出版业态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是读者阅读习惯、阅读方式和阅读场景的嬗变。与之相应,出版领域阅读研究的重点逐渐由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阅读过渡到以数字媒介为载体的数字阅读,数字阅读的概念应运而生。与许多其他学科术语的发展历程一致,“数字阅读”作为一个新兴的多学科交叉领域,存在明显的命名混乱和概念纷争现象,与之含义相近的有数字化阅读、电子阅读、网络阅读、虚拟阅读、移动阅读、社会化阅读等十多种表述,这些术语之间往往简单重复、概念同质、视角杂糅、口语表述,给数字阅读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应用实践的深化带来很大困难。正如“数字出版”概念提出之初,与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数码出版等概念含混不清,到今天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数字出版作为与传统出版相对的概念体系,才基本得到学术界和出版业界公认。

  然而数字阅读发展时间更短,其基本概念至今仍处在众说纷纭的阶段,学术界引用较广泛的定义是:“数字阅读指的是阅读的数字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阅读内容的数字化,如电子书、网络小说等;二是阅读方式的数字化,即采用数字设备进行阅读,如电脑屏幕、电子阅读器等。”但该定义存在明显的缺陷,即仅仅从分类学上对数字阅读的外延进行列举,而未从内涵上进行界定。为此,有学者基于心理学认知理论,首先对“阅读”进行科学界定:“阅读是一个由读者主导的对阅读材料进行复杂信息加工的过程,包含字词识别、句法分析、涵义理解、推理判断等一系列交替进行的认知理解活动。”然后将数字阅读视为与纸质阅读相对的概念,引申出数字阅读的概念:“数字阅读是基于数字文本知识和数字媒介信息获取的一种阅读活动和文化现象。”但该定义同样存在边界确定问题,即如果数字阅读的对象是“数字文本知识”,那么在媒体形态日益丰富的当下,文本之外的数字图像、音视频以及各类媒介综合而成的多媒体(Multimedia)是否属于数字阅读的范畴?如果数字阅读的目的是“数字媒介信息获取”,那么读者一般性的浏览行为或信息搜寻行为,如发送电子邮件、网络聊天过程中对信息的获取是否属于数字阅读的范畴?可见,如同数字出版的外延仍在不断扩展,数字阅读的边界也处在变化和形塑之中。

  尽管数字阅读的概念存在纷争、内涵和边界尚未确定,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数字阅读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获取方式和知识接受行为,正在与传统纸质阅读一道越来越广泛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显著改变着人与媒介、人与内容甚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引发人们对技术理性、对数字文化、对伦理规范的深入思考;由此形成跨媒介的电子书、网络文学、知识付费社区等全产业链应用场景。因此,围绕这三个方面,学术界呈现数字阅读的社会伦理研究、数字阅读的读者行为研究和数字阅读的应用场景研究三条主线,以下即据此展开。

  2 数字阅读的社会伦理研究

  阅读是塑造人类精神的一种文化力量,也塑造着社会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心理。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阅读的兴起不仅意味着阅读方式的转变,更是带来了社会伦理与道德问题。纵观人类阅读史,每一种新的阅读形式的出现都意味着社会变革和文化重构,在知识口头传播时代,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坚持口述传统,拒绝一切形式的阅读载体,他认为阅读“将在人们的灵魂中植入遗忘。他们不再练习记忆,因为他们会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不再从他们自身找回记忆,而是借助于外部符号”,也就是说口述时代人与知识之间通过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构建起社会基本文化结构,整个社会规范、道德、伦理也依照此运行——书面文献由极少数精英阶层垄断,精英们再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布道”,由此形成文化精英和普罗大众之间等级森严的差序格局和尊师重教的传统。随着纸张的发明和印刷技术革新,在知识书面传播时代,印刷媒介作为人与知识之间的载体重塑了传统的二元社会文化结构——“如果没有轻便和伸手可得的印刷品和文本,现代社会的文化、法律、人文和宗教形式就不会形成与传播,并塑造全世界的信仰与制度”,以纸质文献为对象的阅读文化开始盛行。到知识数字化传播的今天,电子屏幕取代印刷媒介、比特取代文本、互动交流取代线性阅读,数字文化又在新的维度上延续着阅读的文化价值,并重构数字时代的知识体系和社会秩序,数字阅读的时代由此全面来临。

  2.1 数字阅读兴起的技术和社会背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始人、被誉为“未来学家”的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曾在其1997年出版的名著《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中断言,数字化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和生存方式,他预言:“你可能把报纸下载到膝上型或掌上型电脑,或有朝一日,把它下载到你完全可以随心所欲操作的、只有1英寸厚、全色彩、分辨率极高,而且防水的显示器上。”这一论断在当时无疑具有前瞻性——亚马逊第一款Kindle阅读器和苹果第一代平板电脑iPad分别于2007年、2010年方才问世。考察数字阅读兴起的背景,大致就在尼葛洛庞帝预言人类社会将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的世纪之交。对此,北京大学的王余光教授表示赞同,他认为在中国阅读史上总共经历了三次阅读转型,第一次阅读转型发生在印刷术普及的11世纪,第二次阅读转型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显著标志是西学东渐和机械印刷的出现,第三次阅读转型则发生在本世纪初,阅读的纸本时代让位于电子时代,从电视荧屏到电脑荧屏,再到手机屏幕,读书从读书人的专利转变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从纸本阅读到电子阅读,要解决的首先是技术问题。包括内容的呈现技术——电子屏幕、终端设备,内容的组织技术——数字读物格式、超文本、语义技术,内容的互联技术——Web1.0、Web2.0、Web3.0。屏幕取代纸本被认为是数字阅读时代的一大特征,学者们据此提出“读屏时代”的概念,从早期的阴极射线管球面显示屏到基于发光二极管的LED显示屏,再到今天广为使用的液晶显示屏、电子墨水屏,以及正在探索之中的3D显示屏、可折叠式屏幕,电子屏幕技术如同印刷媒介时代的纸张一样为数字阅读奠定了载体基础。比特取代文本是数字阅读的第二大特征,早期的数字读物虽然使用比特存储,但在内容组织方式上仍然沿用纸书结构,如阿多比(Adobe)研发的PDF电子书格式。随着数字媒介形态不断丰富,富媒体(Rich Media)成为数字阅读的主要内容,基于超链接的超文本技术替代静态的固定版式技术通行于数字世界,到今天基于机器学习、关联规则、推荐算法的语义技术又进一步使得数字内容脱胎于传统内容,彰显出技术对内容的巨大赋能效应。互动交流取代线性阅读是数字阅读的第三大特征,Web1.0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借助万维网(World Wide Web)将人类知识体系搬上网络,但仍以读者单向阅读为主,Web2.0时期用户生成内容(UGC)的到来实现用户与内容之间的互动分享,正在发展之中的Web3.0则有望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信息的广泛互联和个性化推送,随着5G技术元年的到来及其在数字传播领域与上述技术的结合,数字阅读被赋予无限可能。

  数字阅读的兴起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如果说人类的知识传统是从口头文化开始的,那么在今天以读屏为主的数字阅读时代仿佛又回到历史的起点,正如麦克卢汉(McLuhan)在为《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做序时写的那样:“口头文化在我们的电子时代复活了,它和尚存的书面传统和视觉形态建立了一种非常多产的关系。这和字母表出现时的情况是类似的。在20世纪,我们正在‘将磁带倒过来放送’。希腊人从口头走向书面,我们从书面走向口头。他们的‘结局’是分类数据的荒漠,我们的‘结局’是新型的听觉咒语的百科全书。”这里的“视听咒语”恰好印证当今流行的数字阅读方式——读图与听声。研究者们通过实验发现,获取同样的知识,听书和读图比阅读纸书耗费更少的精力——尽管也意味着更差的理解力,在信息爆炸与生活压力巨大的现代社会,人们因而倾向于采用更加“省力”的方式阅读。显然,以读图与听声为特征的数字阅读是一把双刃剑,它促进信息的高速流动和便捷获取,同时也造成注意力下降甚至道德风险。学术界针对数字阅读的社会意义因而表现褒扬与批判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2.2 数字阅读的正面社会意义

  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开展一项“移动时代的阅读:发展中国家移动阅读”(“Reading in the mobile era: A study of mobile rea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研究,考察阅读方式的变化对民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影响,研究认为“移动阅读的好处是持久而深远的,它在提高识字率、增加教育机会,并且将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等方面显示了潜力”。的确如此,如果我们仅仅将数字阅读视为一种技术性的存在,那么在世界许多欠发达地区,其普及知识、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的意义丝毫不逊于若干个世纪以前印刷和书籍对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作用。

  国内学者进一步指出数字阅读具有缩小数字鸿沟、提升信息素养、助推书香社会三大显性功能,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全民阅读建设的当下,数字阅读无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据统计,截至2017年,我国已建成数字农家书屋3.5万个,城乡阅报栏(屏)10万个。中国社科院的杨瑞明高度肯定数字阅读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他认为数字阅读正在参与数字时代文化的重塑与转型,并重新聚集与整合知识的力量,引导人类文化不断走向自由、多元、开放、平等与分享,在更高层次创造出“数字人文”的特质,为数字文明和21世纪的人文精神注入新的内涵。

  2.3 数字阅读的批判和反思

  正如一切新事物或新技术诞生伊始,人们在经历短暂的“技术崇拜”之后很快就陷入理性反思,自数字革命产生以来,学术界在“数字狂欢”之后集体转向数字批判甚至“数字恐慌”。

  与前述《数字化生存》相提并论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2013年所著的《数字乌托邦》(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该书预示着数字化负面效应逐渐显现之后理想化的数字乌托邦的幻灭。关于数字化尤其是数字阅读的负面效应,北京印刷学院的周斌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生态视野下数字阅读消极影响的消解路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成果,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阅读在平等享有、阅读集中力、生活状态、人身安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精神面貌、是非判断和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给读者带来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且负面影响日益突出”,该结论得到许多学者支持。与上文数字阅读促进教育公平的观点截然相反,皮江红认为由于不同读者群体之间存在的资源鸿沟、技术鸿沟和能力鸿沟,数字技术不仅没有缩小传统的知识鸿沟,反而造成新的“数字鸿沟”;阅读集中力方面,数字媒体形态日益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严峻的“信息超载”问题,现代人陷入“匆忙掠过每一单元文本的急切阅读心态,同时又无休止地耽溺于这种匆忙心态中”,从而患上“信息健忘症”;数字阅读不仅给读者造成精神负担,而且引发许多生理健康问题,如一种包括视力减退、畏光、肩背酸痛、疲倦等症状在内的视频显示终端(Visual Display Terminal, VDT)综合征;更加令学者担忧的是一些数字阅读内容完全是一种“时间消磨、心情消遣、商业消费、精力消耗”,对青少年读者而言与“读书使人进步”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数字阅读的“价值异化”现象十分突出;钟志贤进一步归纳数字阅读的六大陷阱:贪多、图快、浅薄、碎散、轻浮、躁乱,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规避陷阱的“少”“慢”“差”“费”四字诀。

  既然数字阅读不仅是一种技术性存在,更加是文化性、社会性的存在,除了从细节层面列举数字阅读的种种弊端,更多学者站在社会伦理与文化批判的高度对此展开论述。北京师范大学王颖吉教授从技术现象学视角,指出“技术特征的背后则潜藏了媒介对于人存在方式的改变……如果我们不是着眼于技术特征的描述,而是着眼于人的存在及其文化意义,那么我们不仅会看到技术如何重塑人的行为和习惯,而且也会看到人们正在失去一些曾经被珍视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按照他的论述,是传统书籍阅读特有的“那种仪式性、严肃性和神圣性”。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的文章恰好印证此种观点,“读屏时代的阅读方式剥夺了人们通过阅读和购买载于书本的知识而产生的物质上拥有的仪式感……图书作为以内容为主的精神性价值,同样需要有形的物质作为依托,人就是在这种有形的寄托之中,显示着自己作为内在精神性动物的外在性存在”。正如康德(Kant)等西方古典哲学家所言,任何物质不仅是艺术或有形的物质存在,也是思想哲学的精神存在,而精神存在于物质之中。从这个层面来看,图书的物理特性不可或缺。此外,阅读不是止于“读”这个动作的完成,更是信念的反映和思维的延续,当你获得拥有无限知识的可能时,也就同时失去了建立在少量拥有上的物欲和精神满足感。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数字阅读社会伦理的研究经历了从技术乐观主义向技术悲观主义的转变,学者们在赞叹数字技术赋予读者更多阅读便利的同时,更多地饱含对技术至上、工具理性和价值沉落的文化忧思,面对席卷而来的数字化浪潮,也许只有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从历史性视角全面审视数字阅读的利弊,才能逐步化解当前普遍存在的技术焦虑,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数字化对人们阅读行为和整个社会的长远影响。

作者简介

姓名:黄先蓉 张窈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禹瑞丽)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