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管理体制是党和国家宣传思想文化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21年到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出版史,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地逐步开展起来,开创了在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发展红色出版事业的成功范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便注重紧密结合革命进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斗争形势,在针对重大事件、重要问题的表态和工作部署时,惯常以颁布决定、通知、规定、意见、宣言、决议案、中央通告、宣传要点、宣传提纲等形式来发布具体指示,因时应势、因地制宜开展各种革命出版工作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立场和任务。中共中央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指挥中枢,通过上海时期(1921—1933)、中央苏区时期(1931—1934)和延安时期(1937—1949)这三个关键阶段对出版机构、出版政策、出版制度和出版特征进行不断探索的演进中,蕴育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管理体制的基因、萌芽、雏形以至最终奠定的基本框架。

　　上海时期:蕴育了新中国出版管理体制的基因

　　上海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少、力量相对薄弱、斗争经验不足,由于大革命、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形势瞬息万变,红色出版基因的火种在革命战争的磨砺中逐渐成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出版党性原则的确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里已蕴育了出版管理体制中指令型特征的源头,在安排部署党的宣传工作时指出中央或地方的一切出版工作均应受党领导,规定任何出版物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通过的重要文件和创始党员的出版活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出版工作的宣传属性和绝对领导,这种对党性原则的初始界定在以后的革命进程中不断加以强化。其次,出版管理机构频繁变动中组织不断健全、职能逐渐完善。在中共“一大”和“二大”时期,尚未设立专司出版管理职能的中央机构,一切书籍、报刊、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实质上是由中央局直接行使职权。“三大”后,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和党组织的扩建,中共中央各职能部门陆续真正建立,出版管理机构也先后经历诸多变迁,其职能和地位虽多有起伏,但设置日趋稳定、分工日益细化。特别是这一时期的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及由其演变而成立的中央党报委员会,一度成为统一领导党报、党刊、图书出版、发行、印刷的综合性机构,在复杂的革命战争环境里经受住了考验和锻炼,为以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最后,中央出版管理体制上的职能分工。这一时期,中央宣传部、组织部、发行部、党报委员会已在出版、发行、印刷上形成较为明晰的分工,后来随着党报社论逐渐成为中共中央政治领导的重要方式,中央党报委员会的功能越来越得到强化。

　　中央苏区时期:成长出新中国出版管理体制的萌芽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出版事业已颇具规模,在极为偏僻、落后的农村山区与国民党反复“围剿”、严密封锁的艰难条件下,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出版史上的奇迹,逐步构建起一个从中央到地方涵盖出版、印刷、发行及相关配套设施较为完整的多渠道相互配合、多层级编织严密的出版格局和覆盖面广、渗透性强的宣传体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组织机构上设立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局、中央总发行部和教育部编审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区出版事业,成功构建起包括中共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及所属部委、中央出版局、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中国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等的中央党政群一级,各苏区省委、特委、县委、工会、文化部门等的苏区地方一级,出版社、研究会、学校等的专业部门一级,中央军委及所属总部、红军各总部、红军各学校、红军各部门等的军事部门一级共四大类出版系统。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管理机构作为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双重属性真正付诸实践,呈现出在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协调发展和市场机制等方面一些新的特征:既代表政府对书报刊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又大力开展出版经营活动,政企合一、管办一体的出版管理体制和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出版经营机制初步成形;基本遵循市场经济特点的宣传手段和经营方式出现;书报刊发行体系以官方发行为主,形成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共存的多元发行体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计划性和针对性,但也带有出版机构竞争意识缺乏和读者需求信息反馈困难的局限性等。中央苏区在出版管理体制探索和实践过程中所凸显的这些萌芽状态的典型特征,为根据地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使得交通和信息闭塞、文化和教育落后的赣南、闽西地区在3年左右时间内实现了出版从萌芽到兴盛的转变,不仅堪称中国共产党革命出版事业的壮举,也为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管理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延安时期:形塑了新中国出版管理体制的架构

　　延安时期是上承苏区时期、下接新中国出版事业的一个关键阶段,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出版史的高峰阶段。与沦陷区日伪政权和国统区国民党的出版统制政策下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查封进步出版机构、迫害进步出版人士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推行统一战线的策略与较为宽松的政策,营造了相对独特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文化氛围,尊重、欢迎和团结、吸收各类知识分子,为延安革命根据地出版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日本侵略者不断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摩擦造成的险恶局面和异常困境下,延安时期的出版人以独立自主的奋斗精神、敬业奉献的新华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出版物资短缺和印刷技术落后等诸多困难,初步建成自给自足基础上技术、工艺均取得重要进展的印刷加工体系及连接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新华书店发行网点,在一个原本先天不具备出版发展条件的地区将革命出版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高度。延安时期出版管理的探索和实践,丰富和完善了党的出版管理思想、优良传统、方针政策乃至锤炼了成长起来的出版骨干人才,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特别是在出版管理实践中的若干制度安排,直接形塑了新中国出版管理体制的基本架构。

　　强化中央宣传部的功能和地位。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共中央适时地精简改组和建立健全出版管理机构,并积极尝试和调整有关出版改革的政策措施,其中由中央宣传部对出版工作担负的直接领导和组织职能不断得以加强。1941年6月20日,由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的系统理论总结和有效行动指南,其中将报纸、刊物、书籍视作党宣传鼓动工作的最锐利武器,阐述了出版工作在宣传中的工具价值、统一领导和组织建设方面的重要论断,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中央宣传部在出版管理体制中的重要地位。

　　增强党性原则。这一时期革命出版事业由兴盛阶段开始向收缩阶段过渡的转折点是皖南事变,这与国共两党关系从合作到紧张再到破裂边缘进而最终走向全面对抗的分水岭相吻合。在非常时期,作为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强化党中央权威的重要举措,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是建党以来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以“中央政治局”名义通过、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红头文件,并将“党性”作为一个关键词高规格写入中央政治局决议。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一系列重要论断,构成了相当长时期内新中国文艺运动和建设的基本方针,其中重申了“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制定和文艺工作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统一集中。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了制度创新和重大调整,在各根据地普遍推行精兵简政、缩减编制,逐步形成一个统一、集中、高效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党的宣传工作由之前偏重党外宣传开始转向党外、党内宣传并重,这也直接促进了延安时期党的出版工作进一步向高度统一集中状态的转变。与此相应,出版工作领域涵盖编辑、印刷、发行各环节,完全由中宣部集中领导、统一指导和计划组织的体制最终定型。

　　新华书店与报社的专业分工。1940年1月,延安新华书店改名为新华书店总店后,逐渐形成编、印、发三位一体、单独建制的经营实体,并陆续在各根据地或解放区建立新华书店总分店、分店、支店、分销处所组成的发行体系,加上与国统区生活、读书、新知三家革命进步书店及在西安、重庆、桂林等书业界的业务联系,基本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公开、半公开或秘密的书刊发行网,并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出版宣传的主要阵地,特别是新中国书刊出版发行的主干力量。最初,各地新华书店与报社合署办公,1943年7月起报纸和图书的出版逐步分开,同年10月新华书店华北总店与报社机构正式分开,1944年7月山东新华书店从大众日报社分出,1946年5月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决定图书与报纸的工作实行专业分工等局部试点,这些成为新中国按出版类别进行行政管理和更深层次出版专业分工的制度起源。

　　通过回顾建党以来革命出版事业的主要演进脉络,在逐步形成以中央宣传部为统筹枢纽的出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注重掌握宣传工具和占领舆论阵地,随着自身工作重心和中心任务的转移及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转变,把出版当作进行革命理论宣传和发动人民群众的重要工具,并视为党在革命年代配合武装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将其一以贯之到革命进程中不同时期的进步出版实践中。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以协同、高效、联动为原则优化了我国出版管理体制顶层设计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全面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深化出版管理体制改革也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出版强国的关键一招。总之,中国共产党革命出版史所积淀的出版传统资源、出版管理思想、出版管理原则等,不仅成为向新中国出版事业顺利过渡的源头活水,更成为当代中国出版业源源不断可资借鉴和从中汲取的重要历史遗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