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和有限理性在逻辑上是同构的,都无法解释人的行为选择的道德伦理基础。笔者认为,习俗、惯例、承诺、同情、异化、道德伦理谱系内生于历史长河中,“浓缩”了人类选择所依照的许多不假思索即可方便实施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外化成了道德律令,更多内化在人的心智结构、情绪、思维过程和潜意识的自发作用机制中,与寻利的“理性”动机一起决定着人的行为,并扩展为“历史理性”。它在历史中形成,由历史检验和解释,合于历史演进的自然秩序。

　　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前提存在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前提即理性假设,其含义几乎不言自明,不仅约定俗成,甚至成了人人都要顶礼膜拜的图腾。它表示个人经济活动的行为动机,是以一己私利的成本收益计算为逻辑(基础)的心理动机,人的行为动机与动物的行为动机(即动物本能)都可以在同一层次得到解释,甚至“刺激—反应”的行动方程中所内蕴的逻辑结构,对两者来说也毫无二致。在此基础上,它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生产说成是非社会的、超历史的“一般财富生产”,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是固定不变、永恒的范畴。

　　新古典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所谓理论简约化,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真实世界中行为人决策更复杂、更多元甚至更关键的其他“动机”,以图技术上便利地对资源配置效率求解。研究制度变迁、经济社会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马克思的整体论方法与其根本对立。个体所做的各种选择、社会变革的方向,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中进行的,总是必然地承载着人类在历史上所发展出来的思想资源并受其影响,总要受生产力结构及其相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结构制约。这些结构不仅以外生约束的方式发挥作用,而且会内化进人的心理动机中,使个体在具体历史时序中以惯常方式进行选择。有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整体论,社会成员和整个社会的变化趋势成为可以认识、把握和预期的,社会成员依照伦理、习俗、惯例和社会信念(意识形态)彼此发生关系,有序的社会网络关系就是这样确立的。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具有指导性

　　我们发现,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概括,远比新古典理性假定更准确,内涵也更丰富,给了我们极为重要的启示。在长期的历史进化中,习俗、规范、信念(意识形态)、伦理都是人类在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内生出来的,又经由人与人在长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不断地衍生成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情绪情感与认知模式,越到后来,它们越作为外在约束影响人类行为。但本质上,它们内化在人的行为动机中,成为人类心理活动诱发机制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内容。这意味着,观察人类行为或选择时,应具备更加宽阔的视野,在社会信念或文化类型下考察人类及其个体的选择行为。唯其如此,才能更加深刻精准地理解制度变迁与经济社会转型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