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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舜钦与宋代理学的“种子”
2020年10月30日 13: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崎 字号
2020年10月30日 13: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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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苏舜钦,我们知道他是北宋人,以诗文称名于当世,与梅尧臣齐名,时称“苏梅”。好友欧阳修对他极为推重,称赞其诗“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南宋王辟之称他“有逸才,词气俊伟”,清代叶燮称他“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苏舜钦与宋代理学有关系。

  宋代理学确立于北宋中期,开创者为“北宋五子”(程颐、程颢、张载、周敦颐、邵雍)。事实上,宋代理学的发微可以追溯到“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这种观点已被后世理学家所认可。苏舜钦与“三先生”处在同一时期,从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他与“三先生”并无密切的来往,但其思想与三先生颇多相合之处,从中可以捕捉和发掘出宋代理学的一些重要因子。

  自秦汉以来,受孔子“述而不作”的影响,学者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均以后人所作注疏为主,理论上的创新很少。自唐代中期开始,对注疏的质疑便陆陆续续地出现了。到了北宋初期,这种质疑声更是不绝于耳,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有些文人不满前人的注疏,大胆疑经,自立新解。例如,胡瑗著《洪范口义》,“俱驳正注疏,自抒心得……辞虽平近,深得圣人立训之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洪范口义》提要);孙复“治《春秋》,著《尊王发微》,大得圣人之微旨”(王得臣《麈史》);石介作《春秋说》,以明君臣之道,作《季札论》以明父子兄弟之道。

  在这种疑传疑经思潮的影响下,苏舜钦也不满于一些注疏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于是独辟蹊径,提出了发微之见。他在《复辩》中,不认同晋代解《易》大家王弼的疏证,提出自己的阐释。他认为,“复也者,以一阳始生而得名焉。阳之始生,则有蘖育万物之意”,与胡瑗“复卦一阳之生潜于地中,虽未发见,然生物之心于此可得而见也”(《周易口义》)、朱熹“复,阳复生于下也”(《周易本义·复卦·彖辞》)之意如出一辙,而与王弼“寂然至无”(《周易注》)之说判然有别。儒学从训诂之学转向义理之学,对理学开创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苏舜钦的思想中,有好古、复古的倾向。他推崇上古之制,在《东京宝相禅院新建大悲殿记》中言:“在昔圣人,因人情而制礼也,是故宫室服用必有度,上下等杀各安其分限,而无流暴之患,此三代之所以为盛也。”他认为,古制规定了人伦上下等级,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长治久安。他又在《感兴·后寝藏衣冠》诗中,以古制作为依托,讽刺刘太后、宋仁宗崇侈越礼,不遵古制。

  苏舜钦认为,三代礼制是维系朝纲、国家社稷的重要支撑,不可肆意破坏。这种复古的论调在“宋初三先生”那里也很明显,特别是石介。石介在《复古制》文中说:“圣人之作,皆有制也,非特救一时之乱,必将垂万代之法。”他认为,上古礼制为圣人所创,可为“万代法”,但是“后世不能由之,而又易之以非制,有不乱乎?”复古论在维护封建社会稳定上有一定的意义,可是发展到极致则带有了社会退化论的意味。但是,复古思想为后来的理学家所吸收,并加工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礼制,进而演变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可见,苏舜钦的复古思想与宋代理学有一定的关系。

  在文道观上,苏舜钦有重道轻文的倾向。他在《上孙冲谏议书》中云:“昔者道之消,德生焉;德之薄,文生焉;文之弊,词生焉;词之削,诡辩生焉。辩之生也害词,词之生也害文,文之生也害道德。”他以“道”弊生“文”的逻辑,层层论证,推出了“文词害道”之说,开启了理学家“作文害道”之先声。而当其岳父杜衍称赞他的《含元赋》时,他以“谐言短韵,无补于世,不当置于齿牙间”(《上杜侍郎启》)作为回应,足见他对“文”的轻视。

  “宋初三先生”在文道观上亦有重道轻文的意识。孙复强调“文者,道之用也”(《答张泂书》),石介认为“道德,文之本也”(《上蔡副枢书》)。这种文道观到了后世理学家那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程颐在《答朱长文书》中云:“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反害于道必矣。”他认为,圣贤之言以明理为主,后世文章只是为文造文,不仅于理有所欠缺,反而有害于“道”。

  在这方面,朱熹的态度要比其他理学家通达一些,虽然提升了“文”的地位,但也没有达到文道并重的地步,“道”的地位仍然高高在上。朱熹明言:“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朱子语类·论文上》)可见,苏舜钦在文道观的根本问题上与理学家持同一论调。

  苏舜钦表现出对心性义理的探求。他在《诣匦疏》中言:“夫治国如治家,治家者先修于己,修己者先正于心,心正则神明集而万物理也。”提出“正心”对个人、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他又在《送外弟王靖序》中道:“古之达者……皆坎壈埋废不自平,然后极心穷精,以入乎道术之渊……今贵人之胄,以缇纨肥味泽厥身,一无达者之困肆焉。自以为胜物也,习惰志覆,安久质变,不知诚性之日陷脱也。”达官贵人耽于享乐,诚性陷脱,心志废弛,与“道”背离了。

  宋儒心性义理之学,周敦颐首发其端,其《通书》中云:“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对此,朱熹在《通书解》云:“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天所赋,物所受之正理也。”肯定了“诚”与天道、心性的统一。心性义理是宋代理学的重要范畴。苏舜钦虽然没有像程颐、朱熹那样构建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其思想中暗含着宋代理学的一些“种子”。

  综上所论,在苏舜钦的思想中,有复古的腔调,有重道轻文的倾向,有对心性义理问题的探讨,这些思想都与宋代理学有着某种内在意义上的相通之处。所以,说苏舜钦与宋代理学有关系,并非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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