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的宫崎市定，不仅继承了内藤湖南扎实的中国史学功底及中国史分期学说，更受到了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东洋史学及世界史学这一广阔视野的熏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史、中亚西亚史、日本史及欧洲史。宫崎广阔的史学视野表现在其几乎所有的著作之中，而基于东西交通史的立场来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及所谓“东西交通视野”的运用和实践，主要集中在收入《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的各篇（种）中。

　　一

　　宫崎市定（1901—1995年）是20世纪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学家，其研究领域之广，是同时代学者无可企及的。关于其生平及研究历程的中文介绍，可见韩昇教授贤伉俪《九品官人法研究》中译本前言《宫崎市定和〈九品官人法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同时，韩昇教授贤伉俪还编译了《宫崎市定著作年表》，附于《九品官人法研究》中译本之后，为我们全面了解宫崎市定的史学成就提供了完整的信息。

　　宫崎市定一生著作等身，《宫崎市定全集》（岩波书店，1991—1994年）共计25卷，按专题收录了他一生的大部分著作。宫崎市定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其实很早，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陆续出版了刘永新、韩润棠译《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1962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1963年）和《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1965年）。前者是宫崎市定1940年出版的单行本；后者是翻译组选译的宫崎市定论文及书序，两卷共计26篇。但以上两种译著均为“内部读物”，且当时对宫崎市定的定位是“反动透顶的‘东洋史学家’”，翻译其著作的目的也在于“剥开他的‘画皮’”（《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前言），因此两种译著的出版，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似乎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可以想见，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种极度贫困的年代，历史研究的核心部门组织人力翻译宫崎市定的论著，供研究人员参考，其目的绝不是为了剥开这位“反动透顶”的学者的“画皮”那么简单。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学术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借鉴和利用国外研究成果的风气也日盛一日。刘俊文教授组织翻译了10卷本《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其中收录了宫崎市定的代表性论文8篇。此后的译著，据笔者管见则有前述韩昇教授贤伉俪所译的单行本《九品官人法研究》和孙晓莹译《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这次翻译出版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原著于1976年春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全书共分三卷，上卷为概说编，中卷为古代·中世编，下卷为近世编。看到该书上卷《前言》第一句话“这一本冠以我姓名的《亚洲史论考》”时，读者或许会觉得有些诧异。据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本书中译本《序》作者砺波护先生介绍，其实，当时朝日新闻社出版局的山田新之助最早的提案是编集出版《宫崎市定全集》，但宫崎觉得自己今后的研究活动还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集》的出版至少应该是10年以后的事，因此希望能将已经绝版了的单行本和之前所编论文集中尚未收录的学术论文进行选编集结，于是就有了冠以作者姓名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一书的出版发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宫崎市定的姓名被省略，《亚洲史论考》成了该书的通用名。

　　收入《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的小型单行本和论文共计46篇（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下两册及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各卷已译出的篇目计有11篇（种），加上刘永新、韩润棠译《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和孙晓莹译《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共计13篇（种）。考虑到时代和语境的变迁，并力求译文的准确性，上述既有的13篇（种）中译本，在本次译著时没有就此录入，而是重新进行了翻译。

　　二

　　关于《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原著的编辑出版，宫崎本人在各卷的《前言》和下卷最后的《跋》中已经写得比较清楚。当初促成《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出版发行的“接生婆”之一（《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下卷《跋》）的砺波护先生，特地为这次该书中译本的出版撰写了序言，对该著的编集过程及学术成就做出了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