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规”即家内规矩,“国法”即国家法律。两者各有自己的领域,对稳定家族秩序和国家秩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家规提倡“孝道”价值观,凸显家族利益至上,注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国法提倡“忠道”价值观,凸显国家利益至上,重视忠君爱国、无私奉献。

　　家规与国法之间在功能上又可以互相支撑,在内容上也可以互相补充。儒家的传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家国同构”的背景下,“移孝作忠”是完全可能的。“家规”重在“修身、齐家”,“国法”重在“治国、平天下”,一个恪守家规的人必然能够遵守国法。在此层面上,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家规连着国法。家规是治家教子、修养心性、立身处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家训”“家戒”等内容,家训的内容旨在要求家人“必须怎么做”,家戒的内容旨在要求家人“不能怎么做”。以山西闻喜历史上著名的《河东裴氏家训》《河东裴氏家戒》为例:“立志向善,做贤子孙。贻谋燕翼,勿忘祖恩。”“人生百行,孝顺为先。”“置身社会,公德第一。爱惜公务,遵守序秩。时时警惕,留心错失。”“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丰家裕国,莫此为先。秃惰奢靡,祸害无边。”这就阐明了在家修身与在外治国的关联性,揭示了家规通向国法的功能性价值。

　　明末清初的朱柏庐所撰《朱子家训》,被誉为家训中的经典,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立身处世之大成。诸如“自奉必须俭约”“勿贪意外之财”“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于信也”等,揭示了家规与国法之间在内容上互通、在功能上互补的道理,令人感受到二者之间互为“统一体”的气质。

　　单从历史上看,家规与国法存在着很多的共同性,因其均以儒家伦理道德为鹄的,维护儒家伦理秩序成为其共同的使命。无论是家规还是国法,它们都将儒家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转化成了制度安排(家规属于家族制度),使道德的“软约束”与制度的“硬约束”完美地结合起来,靠制度的力量来督促人们积极践行儒家道德,从而形成一种具有良风美俗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