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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世界秩序中的“国际五四” ——以《大陆报》《字林西报》为中心的考察
2020年10月29日 11:18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05期 作者:田野 李永东 字号
2020年10月29日 11:18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05期 作者:田野 李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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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五四”的建构和影响具有国际性,《大陆报》和《字林西报》叙述“五四”有着明显不同的逻辑,呈现出美国和英国对“五四”的分别建构:在美方视角中,“五四”是美国民主观念指导下的示威游行;而在英方视角中,“五四”则是北洋政府“阴谋”策划的排外事件。英美对于“五四”的叙述思路完整,在世界时间和国际事件中还原了“五四”的发生缘由和发展脉络,从“二十一条”到“中国参战”再到“巴黎和会”,不仅凸显了国际争论和矛盾聚集的焦点,亦展现出两国“国际联盟”思路的分野。英美对“五四”的阐述、引导和利用,显露了两国对华的政策、立场以及态度的转变,也影响了五四运动以后的政治思想文化走向。

 

  关键词:五四事件; 国际联盟; 对华政策; 分裂; 转向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民族国家文学研究”(项目编号:SWU17091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五四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性事件。一方面,现代中国的主要改革运动常常与西方国家相关,通常“都是由于和外国的接触而引发的”,五四运动也不例外。周策纵指出,“运动中的重要事件”与西方的反应和举动交织在一起,“有些时候将运动引向新的方向”。不少学者探究阐明了五四运动的国际背景,提出西方国家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如美国“既有反对的压制、破坏作用”,又在“客观上有直接间接的支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世界格局中的一部分。五四运动与同时期的埃及革命、韩国三一运动等民族主义运动遥相呼应。白永瑞就关注到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在世界史中的同时性并阐述了其中的关联性。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一些学者在全球化视野中研究五四运动,以考察帝国主义视角中的五四,例如王润泽从政治、媒体和外交之间的互动联系研究了1919年日本报纸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还原了日本视角中的五四运动。而欧美视角中的五四运动仍被忽视,虽然周策纵以“赞同和疑虑”表明了英美对待五四运动的两种态度,但是未深入探究英美如何建构“五四”。五四时期英美两国的国际地位特殊,分别为新旧世界的霸主,它们参与影响了“五四运动”。实际上英美两方态度立场复杂,叙述“五四”时也各有逻辑与思路。因此,本文以英美两国在华报刊《大陆报》与《字林西报》为中心,探讨英美视角中的五四运动。

  《字林西报》和《大陆报》多为外侨服务,兼及买办和文化人,是当时上海的主流媒体。《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是《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每日副刊《每日航运和商业新闻》(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News)的延续,后发展为“英人在东方之唯一言论机关矣”。《大陆报》(The China Press)是美国人密勒(Thomas F.Millard)于1911年8月29日在上海创办的报纸,试图打造成“纯粹美国式之报纸”,它“既是驻沪美侨了解中国的窗户又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喉舌”。在华外媒是中外交流的中介,一方面是英美政府外交政策和立场的传声筒,另一方面是中国重大事件的转述人,追踪采访了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五四运动也不例外。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5月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辑的《五四爱国运动资料》收录了这两份报纸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但并未分析,且收录的篇目不完全,忽略了许多关键性报道。本文全面收集两份报纸的相关报道,以期对英美视野中的五四运动做出深入的解读。

  以在华外媒为路径探究世界格局中的“国际五四”,旨在以一种交互性的视野,阐明作为国际事件的五四运动,考察英美国家如何引导、影响“五四”的建构与阐述,挖掘其中的思想文化逻辑和政治深意,进而观察中国在世界格局变动中的态度、应对与转向。

  一、叙述“五四事件”的两种逻辑

  两份报纸叙述“五四事件”有着明显不同的逻辑,体现出美国和英国对“五四”的建构差异:美方视角中的“五四”是美国民主观念指导下的示威游行,体现了国家观念与公民意识;英方视角中的“五四”是北洋政府“阴谋”策划的排外事件。英美对“五四事件”的阐述、引导和利用,显露了两国对华的政策、立场以及态度的转变,呈现了相互交织又各自有别的国际视野中的“五四事件”。

  1919年5月2日《晨报》中“敬告国民”的消息,通常被看作是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最早的报道,报道引用了梁启超4月24日从巴黎发回北京的电报——“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该报同日还刊有林长民的《外交警告敬告国民》,大声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这些沉痛激烈的话语成了鼓舞民众运动的先声。实际上,《大陆报》比《晨报》早一天报道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5月1日《大陆报》北京通讯云:“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只是其为英文报纸,受众较小,仅有少数知识分子获悉这一消息,并且持质疑和观望态度,直到5月2日其他中文报刊相继报道,民众的激愤、爱国热情才被彻底点燃。《大陆报》率先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中国,并在5月1日后,陆陆续续地对“五四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其态度观点沿“迫切解释外交失败的原因”“声援运动中的学生”“改变运动诉求”“反对罢工”四个阶段演进,以此建构了美国视角中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的5月6日,作为美国在华的舆论工具,《大陆报》迫切地向公众解释“How China lost diplomatic battle with Japan at Paris”(中国是如何在巴黎与日本的外交斗争中失败的),并在后续报道中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英法意与日早已签订秘密协议。《大陆报》指出,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商榷之前,英国、法国、意大利与日本已在私下签订秘密协议,受此约束英法意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主张。关于“山东问题”,《大陆报》表明态度:美方曾积极斡旋,美国国务卿蓝辛提出“间接交还”策略,即日本先交还青岛由五国共管,日后再交与中国;进而解释:美国虽然不受秘密协议的压制,但因日方支持者众多,且日本以退出国际联盟作为威胁,因此美方出于国际帝国主义格局势力均衡的考虑,没有反对国际联盟的安排。其二,“山东问题”与和平会议无关。《大陆报》着重报道,和平会议以胶州问题与一战无关为由,将其中商定解决权交由中日双方,决议胶州租界既不会直接归还中国,也不会由“五巨头”共同接管,具体结果还看中日双方如何协商。其三,中日协定。《大陆报》指明,是中国政府自愿与日本签订协议,并向日方借款,尤其是1918年9月的山东铁路贷款,中国无力偿还贷款以取消铁路协议,这些严重阻碍了中国代表团争取胶州的斗争。在学生运动爆发伊始,《大陆报》便迫不及待地向中国知识分子解释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原因,因为在外交失败之前,中国当局和民众对美国是抱有极大的幻想和信任的。即使在五四运动当天,学生们也率先去东交民巷的美国大使馆递送请愿书,问询巴黎和会失败的原委并向大使寻求帮助。正如芮恩施在传记中回忆学生递送请愿书一事所言:“我逃脱了一次严重的考验”,美国政府不仅“辜负”了中国民众的信任,也“违背”其宣扬的和平主张。而《大陆报》的解释,则属于带有明显诡辩色彩的外交辞令。

  “声援学生运动”是《大陆报》建构“五四”叙述的第二个阶段,在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上,《大陆报》与《字林西报》中的反复和矛盾的态度不同,其对学生运动基本上持支持立场,直到学生运动发展为工人罢工,《大陆报》的立场才发生反转。《大陆报》对学生运动的赞扬从5月9日开始,肯定学生从早期的“暴徒”精神状态中崛起,寻求一种更合法和有效的方法去解决中国事务,并表明学生运动首先是一次爱国运动,是中国实现“真实爱国主义”的第一步。《大陆报》将五四学生置于“教育中国民众”的高度,直言学生们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一种国家意识和公民责任。尤其对归国留学生(留美)寄予希望,希望他们承担起学生领袖的职责,并且应该确保罢课中的年轻人不做任何危害他们事业的事,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争取走向独立。《大陆报》不止一次地为学生们表示“遗憾”,因为运动使学生们失去了接受教育的宝贵时间,学校的资源和设备被闲置和浪费,但同时又认为,如果这次学生运动孕育出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中国,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总之,在《大陆报》看来,学生是“新时代责任的承担者”,是“反抗背叛和压迫的叛逆者”,“学生运动是中国最后的希望”。《大陆报》对学生运动的如此赞美,不过是基于美国所宣扬的民主理念,所赞扬的是参与民主事务的“公民意识”和统一团结的“国家观念”,这都被看作是威尔逊理想在中国的实践。

  第三阶段为“改变学生诉求”叙事,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方对学生运动走向的有意引导。五四学生运动的诉求是“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拒签巴黎条约和惩办卖国贼曹章陆三人是五四运动的最初要求,尤其是拒签巴黎条约。但美国却忽略了这一核心问题,阐述学生运动诉求时主要关注惩处卖国贼、抵制日货和教育部长蔡元培辞职这三点。特别关注抵制日货,在评论中国学生抵制日货、与日本人斗争的社论中,援引“马革裹尸”的中国成语来表明学生应为了争取正义而永不放弃,并鼓动学生“Don’t be bet for just live minutes”(不要只赌几分钟)。《大陆报》极力阐释这三个方面,其表面关注的背后之用心则在于,以此叙述来规避拒签条约的利害,意在转移学生运动的焦点。比如对曹章陆的报道,《大陆报》在并未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连续报道章宗祥在学生的殴打中去世这种不实消息,这多少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如何惩办卖国贼不一定有兴致,只是试图通过对其他诉求的关注而避重就轻。例如,美国支持学生运动中的民主观念,但却并不支持学生运动的真正诉求:即反对在巴黎条约上签字,解决山东问题。不论是对蓝辛“间接交还策略”的宣扬,还是对威尔逊“国际联盟”理想的传布,《大陆报》中都隐含了美国舆论的整体导向,即引导中国学生和人民同意签署巴黎条约。《大陆报》直言“对内尤急于对外”,以“青岛之失,并非救中国之原因”的言论模糊中国申诉的焦点,劝告国民“勿徒以此”愤慨“对待巴黎和会”,而解决山东问题时间充足,中国仅需静待“国际同盟成立”,“矫正此等不平之事”,收回青岛。言语之间尽是对中国妥协的暗示,毕竟与美国建立国际联盟和新的世界秩序相比,“山东问题是一个次要问题”。

  “反对罢工”是《大陆报》对“五四事件”“最后”的叙述,“五四事件”从学生罢课扩大为工人罢工以后,美方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急转直下。罢工开始的第二天,《大陆报》便提出如果店铺关门三个小时,就以吊销执照的方式来威胁罢工者,并声称罢工是暴徒行径,会引来更多的麻烦,让局势更加恶化。与支持学生罢课开展运动不同,《大陆报》反对工人罢工,理由在于工人罢工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华利益,如6月9日上海海员开始罢工,导致外商“装好货物”“办好海关手续”的轮船被迫停航,损失惨重。可见,“五四事件”从学生罢课到工人罢工的发酵升级触犯了美国的在华利益,以此,美国方面的伪善本质显露无疑,而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在“反对罢工”中,与美国的态度完全一致。

  与《大陆报》对五四运动的阐述不同,《字林西报》从“北洋政府制造阴谋”“索取治外法权”“反复无常的态度”几个方面建立了英国视角下的“五四”叙述。“五四”在《字林西报》的归纳中是一场政府策划指导的排外事件。《字林西报》肯定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是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但同时认为这仅仅是表面原因,运动爆发的背后隐藏着北洋政府的阴谋。腐败的政府私下与日本达成诸多协议,使中国丧失了众多权益,譬如,近乎三分之二的铁矿开采权都属于日本,除此之外日本还拥有租借特许权、铁路特许权等一系列在华权力,而放弃胶州与放弃上述权利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政府现下无法向民众交代,于是只能选择这种方式(鼓舞民众暴动),将责任引向日本或其他列强。

  在《字林西报》的报道中,“五四”不仅是政府策划的排外运动,而且其“外争主权”的诉求并不合理,原因在于:其一,北洋政府之咎,而非日本或协约国之责。《字林西报》表明,无法收回山东主权是北洋政府的责任,其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向日本借贷巨额款项,最终无法通过还款这一途径来取回山东主权,以此狡辩:巴黎和会中列强的最终决定不过与中日之前达成的协议一致。其二,中国对一战并无贡献,因此没有参与决议的权利。巴黎和会虽然是协约国和同盟国战后协调的和平会议,但在英方看来与19世纪的维也纳会议并无差别,依然是战胜国瓜分战败国殖民地和所属特权的“欧洲协调”会议,在此视角下,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并无贡献,“是日本人以流血牺牲为代价而将德国人赶出胶州湾,中国虽然身为协约国但是直到战争末期才投入,并且没有采取过任何积极的行动来应战”。

  因此,在英国看来:“煽动”五四运动是北洋政府转嫁责任的手段,官员们必须为了外交失败和中国利益的损失寻找替罪羊。而事实上,英国强调北洋政府的腐败和中国与一战无关论均是其转移舆论和矛盾的权谋,英国以此为借口为本国开脱也适当为盟国日本发声。《字林西报》回顾了青岛的历史:20年前,德国人占领山东,而中国人却无力阻止,20年后,收回山东的机会来了,但中国人还是无能无力。于是,日本人不得不把德国人赶出中国领土。然后中国却要求日本把它努力的成果交还,而同情和利己主义吸引了大量外国人站在中国一边,因为在政治上,每一个外国人都必须同情使一个糟糕政府变得更好的努力。这些观点的最终目的在引导舆论和提出诉求,大致有三个面向。第一,指摘北洋政府。《字林西报》极力将人民的不满情绪转向北洋政府,指出“北洋政府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是一种威胁”,鼓励人民“反对政府,清肃腐败的北洋政府”。第二,可以排日但不能排英。其反复强调英国与青岛问题并无关系,青岛最终属于日本,而非英国,所以五四运动的矛头不应该对日,更不应该指向日本之外的其他列强,尤其是英国。第三,拥有更多的治外法权。英国人在舆论导向中的诉求是想扩大在华利益,借此要求获得在所有日本人在华从事商业活动的城市中的经商权利,提出英国外交代表应在日本在华经商的所有城镇进行调查,并根据“最惠国条款”的要求将这些城镇向外国商业开放。

  与《大陆报》一如既往的支持学生不同,英国对学生运动的态度自相矛盾、反复无常。《字林西报》在学生运动爆发伊始言论消极,5月12日宣称学生运动是被政府利用鼓励下的反海外宣传。而在5月27日的叙述倾向由消极转向积极:学生们虽然情绪高涨,但游行队伍整齐有序;尽管一些日本的商店被关闭和封锁,但是参加游行的人并未试图抢夺财产。并评价学生:虽然他们是不成熟的政治家,但是他们是热情的爱国者,作为宣传者的他们非常成功。以此肯定了学生对建立健康的公众舆论及廉洁政府的积极作用。在“五四事件”从学生示威扩大至工人罢工后,《字林西报》于6月9日对学生运动的言论急转直下,极力宣称民主的危险性,指出“不论中国学生的观点如何,正如那些不时地企图勒索前政府官员和他人的钱财的敲诈犯无权将这里当作避难所一样,学生们也没有权利进入公共租界对其居民实施暴行”,上海工部局颁布禁令“不论何人,不论何事”,“某会、某团体者,一概不准在街上行走,或到公共处所”。随着罢工和示威告一段落,6月21日的《字林西报》发表社论,又“对学生运动在未来中国将据有的位置表示了赞赏”。

  英美在建构“五四”叙述、引导舆论的关键和分歧在“北洋政府”和“对日态度”。先说“北洋政府”,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西原借款”等丧权密约,成为英美对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中招致失败的“合理解释”,两份报纸不止一次地提及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条约“帮助了日本在巴黎取得了外交胜利”。在如何措置北洋政府中,《字林西报》引导中国人民推翻腐败无能的政府,毫不客气地评论:北洋政府对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是一种威胁,并且宣称学生和商人寻求外国的帮助以推翻一个构成威胁的政府。而《大陆报》倾向于和平改良,极力催促上海的和谈,毕竟和平精神一直为威尔逊所提倡,远东的和平也更有利于美国对外“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在“对日态度”上,英美立场也截然不同,英国虽然不是日本的坚定盟友,但是在远东问题方面倾向于声援日本,“所谓保全领土完全者,系对日本负责”是英国与日本同盟的直接证据。美国与英国态度相反,谴责日本并支持中国,“国际同盟未成,日本先破坏其主义,将来成立,亦何用哉”。以此,我们不难发现两种叙述逻辑背后的思想倾向,即英国联盟强国、美国联盟世界的理路,这是新旧帝国主义建构世界秩序的思路分野,其作为“五四事件”发生的世界背景,部分构成了“五四事件”的前因,客观上促成了“五四事件”的发生。新旧帝国主义的世界格局在“国际五四”的前因后果中起到了何种作用?中国和山东问题在新旧交替的复杂国际格局中如何发生及演变?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战后新秩序的建构与五四运动的引发

  《大陆报》和《字林西报》对“五四”的叙述形成了完整的序列,在世界时间和国际事件中还原了“五四事件”的前因后果,从“二十一条”到“中国参战”再到“巴黎和会”,不仅显示了国际争论和矛盾聚集的焦点,亦展现了英美两国“国际联盟”思路的分野,全方位呈现了新旧交替的复杂国际格局中的五四运动。

  “五四事件”的前因可追溯至“二十一条”,这是中日之间于1915年1月18日签订的秘密条款,共五号二十一条。内容包括继承和扩大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承认日本在南满以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权、给予日本开采矿山的权利以及要求中国沿海港口、岛屿不得租借给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二十一条”毫不掩饰地显露了日本侵略、吞噬中国的野心,尤其是第五号条款中“中国政府必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企图控制中国的军备与军事组织,取代中国政府的对内控制权。日本的阴谋昭然若揭,英美均明白这一条款将会极大损害其在华利益。《泰晤士报》言明,“按照日本的意愿所做的决定几乎等于将山东拱手让给日本”,加上德国铁路特许的使用权,中国南北交通的控制权将被日本掌握。美国也不满于这严重“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大国在中国的前途和事业”,并且破坏了美国要求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侵犯了中国行政经济的独立以及主权领土完整。英美就此与日方交涉,但最终仍选择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分别以“英日同盟”和“蓝辛-石井协定”与日本达成协议,以此保障本国在华权益。前者强调两点,其一,“如果日本的要求损害英国在华利益,必须先与英国协商”;其二,“日本的要求不得违背英日同盟的宗旨”。最终,英国在推迟第五号要求的协商下同意了“二十一条”。后者以“蓝辛-石井协定”为日美共同宣言,维护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在华机会均等原则和保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而这都是英美两国的“避险策略”。英国以此阻止了远东战争的爆发,维持了远东战场的“一致对德”,且只要能维护本国在华权益,不在“某些无法预见的方式上干扰英国已确立的地位”,英国即刻与日立场一致,“如果中国接受了这些要求,并不一定会损害其领土完整,并不一定会破坏各方之间平等的贸易机会”。美国选择了暂时妥协,延后处置的策略,“尽一切可能安抚日本”,将远东问题的处理寄于战后新秩序的重建。

  英美两国的战时妥协,均为了与远东建立同盟关系,这种“联盟”即“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并非仅仅是威尔逊提出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理想,而是流行于一战,尤其是1915年春以后的联盟思想,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国际体系以制约各国权势,防止灾难、战争的发生,并且各国都企图通过宣扬本国理想和原则以争取在联盟中成为制约方和最大势力者。英国和美国分别作为旧殖民帝国和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具有不同的“国际联盟”理路。英国以首相劳合·乔治于1918年1月5日宣讲的作战目的为代表,其“国际联盟”思路可以概括为三条:第一,“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必须恢复”;第二,“必须根据被统治人民的自决权或同意来解决领土问题”;第三,“通过建立某种国际组织法来设法限制军备的负担和减少战争的危险”。英国希望延续19世纪的格局,建立一个“欧洲协调”的“大国讨论与仲裁的国际机构”,结盟对象以旧殖民帝国为主,旨在战时统一互助以及战后成果瓜分,以此缔结利益联盟。美国的“国际联盟”思路与英国不同,以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两院上发表的演说中“世界和平纲领”即“十四点”计划为基础,希冀“组织一个普遍的国家联合体”,修订一个保证不论大小所有国家“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特殊盟约”。英国首相乔治未加美化的侵略瓜分思路显然不能获得所有国家的支持,而威尔逊建立新世界秩序的国联理想受到了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同时认可,诚如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宣读《国际联盟盟约》草案时的讲话中所言:“我很高兴地说,这是一份意见一致的报告,它是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巴西、中国等14个国家代表的一致报告,也是唯一一份。”这不仅成为日后奥地利和德国求和的基础,协约国也在威尔逊的思想中结成统一,相互允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联盟。

  英美以相互区别的国际联盟思想作为指导,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推动了一战阵营的划分以及战后秩序重建,也将中国行动和山东问题置于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中。中国是否参战的决议与英美关联甚大,表现在,战争初期打探英国的动向以确保日本中立,战争后期受到美国的影响从中立国转为协约国。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敌对双方阵营尚不明朗,北洋政府得此消息后于7月28日致电驻外使馆:“奥赛失和,所驻国对此持何态度,有何举动,确切密探,随时电部。”而后又于8月3日致电中国驻英、法、俄、德四国公使,询问“战区能否限在欧境,在华各租借地,是否注重”以及“英国能守中立否”。外交部前后两次发电目的明确,在于探听中立情形,尤为关注英国。英国是否参战对中国十分重要,因为在1911年,英日之间修订盟约,缔结第三次《英日同盟条约》,其中第二条规定,“因他一国或数国之攻击或侵略行动”,“不论此项攻击或侵略行动发生于何地,则另一缔约国应立即援助其同盟,共同作战”,这意味着如果英国宣布参战,那日本也会履行条约采取相应行动,中国担心日本会藉此取代德国侵占山东。中国于7月31日和8月4日收到电“英力主调停”“英外相尚拟召集大会调和”的电报消息后,8月5日决议于8月6日宣布中立以“节制中立双方在中国的行动,确立维护自身利益的法理依据”。中立决议宣布后的8月6日,外交部却收到5日清晨发布的“英国已向德宣战”的消息,措手不及,又无法收回中立的决定,因此陷入日本的阴谋,失去了山东,给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机会。在对这一系列外交电报的梳理中,我们不免想问,英国想让中国加入协约国吗?答案显而易见,英国期待共同对战德奥的军队是日本而非中国,英国在剥夺德国权利的同时寻求同盟国日本作为其远东事务的管理者。正如吴芳思所言:中华民国“三次尝试加入协约国”,第一次被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驳回,第二次“被日本驳回”,第三次尝试“终于在1917年8月获得了成功”。1917年4月2日,美国总统在国会非常会议发表参战演说,成为协约国以“求世界平民主义之安全”,并呼吁所有中立国一起对德宣战。中国在“国无大国,民无强弱,凡为国家公权所关,民族自由所系者,均仗此一战”的倡导中欣然相应,而美国鼓舞中国参战的深意在于寻求利益的均衡与相互牵制,以避免日本独占太平洋地区。

  多国充满龃龉的观念和利益诉求,赋予“巴黎和会”以多重意义。就美国而言是宣扬美国原则建立新世界秩序的开端,在英国看来是等同于维也纳会议的分赃大会,对中国来说是收回主权寻求独立的和平会议。《大陆报》和《字林西报》对“巴黎和会”的报道聚焦于“山东问题”和“凡尔赛和约”,这也成为“五四事件”爆发的直接诱因和最终结果。首先是“山东问题”。美国在处理“山东问题”的原则上是支持中国的,一方面,这关系到威尔逊新世界理想的落实。美方指出日本对中国“攫取政治优越权利”“肆行经济侵略”的掠夺手段“为十九世纪欧亚某某政府所尝试”。如果美方想重建世界秩序,成为20世纪世界格局的领导者,那么彻底打破19世纪以英国为首的旧殖民帝国思路是极其必要的。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随意许诺、赤裸裸地撒谎的行径”极度厌恶,美国不信任日本政府会遵守任何承诺,包括所签订的条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众协约国“对日本在中国政策的不信任”就已“到达了顶点”。而英国方面在巴黎和会中表面中立实则赞助日本。虽然英国和其他协约国战时已同意美国的国际联盟思路,但在战后协商会议中却暗流涌动,老牌殖民帝国英国以不平等竞争替换“强权即公理”,“强权即公理之说,非吾人所主张。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公例,则固吾人所承认也”。英国的目的很明显,旨在延续维也纳体系中它的霸主地位,建立一个强国主导的“欧洲协调”的世界。英国以强弱划分国家的地位,以“中国之太弱”为由“赞助日本之要求”。而美国则试图通过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解决列强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但又不得不依靠英法意日等列强的支持来实现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山东问题”体现了威尔逊主义面对列强利益冲突与合作的矛盾关系所做出的妥协,终因“无法在民族自决的道德原则与列强奉行的强权政治原则之间求得平衡”,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于日本。

  中国是否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是引发“五四事件”的关键,英美两方对此态度错综复杂。美方《大陆报》坚持以国际联盟为理由说服中国人民同意签字,表明签字只是暂时妥协,待国际联盟建立,一切困难便可以迎刃而解,“中国可以在晚些时候向国际联盟法庭提出申诉”。与此同时,美国内部与在华美国人中一直存在另一种声音,“在这里的美国人希望上议院能拒绝《巴黎和约》,因为事实上助长了日本人颠覆中国的野心”。实际上美方充满分歧的两种声音统一于帝国主义新秩序的构建。支持签字者,意在先建立国际联盟替换维也纳体系,反对签字者,担忧美国的决议令中国失望,以致150年来在中国传播美国的教育、思想的一切努力将付之东流,而且,对待中国的态度是美国联盟思路的关键部分,只有以此才能区别于列强联盟、优胜劣汰的英国思路。英国方面,签字问题对其而言包含着两重意义,一方面意味着同意中国加入国联,这一点对英国来说无关紧要,英国本也不认为中国此时有资格加入国联,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可以平息中国的民众风潮,对之英国是支持“专使之拒绝签字”的,因为这样暂时避免了“排外风潮”。巴黎和会最终成为了新旧帝国主义之间的洽谈,中国的期待也在英美两国联盟思想的冲突与新旧世界秩序更迭的矛盾中化为幻影。

  三、冲突与裂变中的“五四”新路

  五四运动在新旧世界秩序更迭之间爆发了,《字林西报》和《大陆报》作为英美各自的舆论载体,在报道过程中对华态度反复、犹疑、多变与矛盾,最终呈现出一个“分裂的西方”,而中国也在西方的冲突和裂变中逐渐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的理想性与局限性,转而走向一条“五四”新路。

  先来看两份报纸在五四运动结束后刊载的纪念“五四”的文章,数量并不多,但其内容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和倾向性。当中有对中国举行的纪念活动的报道;有对中国媒体五四社论的评述;有西方媒体的总结与评价,从不同层面肯定了五四运动的价值和意义,与中国媒体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有同有异。相同的是,肯定了五四运动在人格发现、人权觉醒、民主推行、文艺复兴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赞扬了光荣、激进且奋进的五四精神和奋进的五四青年;不同的是,是否承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科学口号所起到的实际作用。笔者发现两份报纸的这些评价中唯独对五四运动中的工人阶级避而不谈,着重于阐释五四运动的文化意义,即肯定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方面的作用,却忽略了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和革命价值,而这恰是五四运动中最重要的部分。笔者认同王德威在“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五四运动的评价:“the beginning of China’s fight against imperialism”(反抗帝国主义的开端)、“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Communist movement”(为共产主义奠定基础的先兆)。

  而另一值得关注的是,工人阶级是五四运动的关键,不论是反抗帝国主义还是为共产主义奠定基础,5月4日至6月28日的整个“五四事件”中,工人阶级是斗争最为彻底的独立“新”力量。但是,这两份报纸却同时忽略了工人阶级的作用。我们追溯两份报纸对6月3日以后“三罢运动”的报道,发现其中仍然具有“言不符实”的报道、“避重就轻”的说辞以及“截然有异”的述评。

  《大陆报》和《字林西报》对“罢工”的报道往往“言不符实”,显著地体现在对工人和学生关系的表述中。《字林西报》6月11日,“留学生来函”中声言商人和学生“不分日夜地”设法反对工人罢工,“尽其全力阻止罢工的蔓延”。虽然运动初期有部分学生为了工人的生存劝勉过,但实际上大多数的学生支持工人罢工。在电车罢工过程中,工人阶级本来“未有一定坚决之主张”,但“嗣经若干学生要求停驶”,且“间有横卧轨道中以生命与抗者”,“遂同盟罢工”。不仅工学同盟,在运动中商界也与其是联盟关系。两份报纸的报道一方面与学生对工人罢工的态度不符,另一方面与三界联盟的关系不符。

  “言不符实”的报道背后呈现出两份报纸对待学生和工人阶级的两种态度,英美将学生叙述为租界秩序的维护者、工人罢工的劝勉者,显然将其置于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这种叙事方式暗含着破坏三界联盟、分裂学生与工人阶级的意图。不仅如此,《字西林报》更用“头脑单纯”“非常激烈”来评价工人阶级,然而这些负面评价却并非出自轻视,相反,此举映衬出英美的焦灼心理。英美“需要具有经验和技巧的人,来对于一些人进行感动并加以控制”,但工人阶级具有自己“单纯而强烈的意见”,是“感动不了和控制不了的”。换言之,英美认为学生的“影响总不会过大的”,而工人阶级所彰显的自主反抗的革命力量将会威胁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和殖民政策。

  “避重就轻”主要针对巡捕镇压上海运动的行为所采取的矫饰说辞。上海“三罢运动”爆发后,工部局连连召开董事会议、发布公告,6月4日、8日、11日、25日,上海工部局董事会召开会议,会议记录显示:“禁止分发和张贴具有政治煽动性的传单”;“禁止学生在街头游行示威”;租界“如遇骚动局面”,巡捕应“坚决应付”,布告进而声明如有人违背警告,严惩不贷。资料显示:英美公共租界巡捕武装逮捕爱国民众;英国军舰士兵登岸协助租界巡捕管控秩序;万国商团、水兵往来在南京路、福州路、黄浦滩等各处马路往来弹压。英美等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参与抵制工人罢工,不同程度地镇压了罢工运动。但在外媒的报道中,却采用了几种说辞来掩饰其破坏行径。两份报纸所叙述的镇压中的“故事”,显然是精心选择的。《大陆报》中讲述了一起运送牛肉的事件。格利菲斯(Griffiths)运送牛肉至Fearon街道遭到群众殴打与阻拦,幸亏有西捕到场救人护车,才阻止伤亡,且数天内民众可得新鲜牛肉。《字林西报》报道了动乱中巡捕竭力保护被误认为中国人的日本佣人。两份报纸均以巡捕维护街道正常的治安秩序、保证物资供给、保护居民安全(尤其强调不仅保护了外侨,还保护了中国居民)为由,将巡捕的镇压行为合理化。

  英美在“言不符实”的报道和“避重就轻”的说辞中结成同盟,显露了新旧帝国主义相同的本性。在“五四事件”以前,中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抱有极大幻想,期待在新旧世界秩序替换之间收回主权、获得平等。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反复强调“必须有一个新秩序”;“战胜国不应要求割地赔款”;“应该废除秘密外交”。这是对美国信任下的合理诉求,此时国内也有声援的声音,陈独秀称威尔逊为“世界第一大好人”。而英美利益的联合最终证明美国的新世界秩序与欧洲的旧殖民体系并无本质不同。美国建立新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即在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和“十四点原则”,不过是从经济和政治出发的新殖民策略。“门户开放政策”企图建立“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开放式商业帝国”,打破倾销垄断的方式和其他“列强的保护主义堡垒”,使中国和世界变成“美国操纵的开放市场”,以此“和平而体面地征服外国市场”(威尔逊语)。而“十四点原则”,一方面是以一种集体安全的和平主义保障世界秩序的稳定,利于商业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削弱战后对手英、法、日,而并非所宣扬的保障弱小民族之权。在面对实际利益时美国不顾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使中国青年彻底认识到美方“由旧而新,本极困难”且“目下各国当局之观念,尚不脱维也纳会议之思想”。

  然而这种利益联合关系也并非可靠,“截然有异”的论述中呈现出一个“分裂的西方”。“截然有异”的论述体现在《大陆报》前后不一的言辞、两份报纸之间的矛盾。报道罢工罢市,《大陆报》的前后论述“截然有异”,随着驻华公使芮恩施对华态度的转变不断调整言辞。罢工运动初期,芮恩施没有明确表态,《大陆报》便与《字林西报》言辞一致,报道工部局的命令措施和西捕的镇压行为,着重叙述西捕如何力驱数千人,如何受伤,对受伤的描写尤为细致,“巡长左边脸颊被锋利的砖块所伤,创口颇深,西探长脑袋被飞石击中,特别巡捕身臂受伤”,而对华人的伤亡仅用受伤者暂时不明以略过。芮恩施态度明确以后,《大陆报》的报道风向发生转变。芮恩施在6月7日到9日先后向美国国务院发送了三次电报,7日报告反日运动扩大,9日下午四时报告上海局势严重,9日午夜报告上海局势益趋严重,阐明工部局的决定“必然是很危险的”,镇压措施是一种“短视的政策”,“结果将更无法估计”,反复强调美国“应避免一切可以使我们卷入漩涡的举动”,这是“纯粹中国人的事情”,“为美国的利益计”,“不应该采取任何镇压措施来对待”。在芮恩施“已经对驻沪总领事发出具体指示”之后的6月11日,《大陆报》的态度和措辞已较为缓和,转而报道罢工的动机与工人的答复,指明工人罢工只是纯粹希望北京当局释放被扣押的学生,并不是对公司的反对。并且说明一旦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商界复市,工人即刻复工。

  英美对待罢市罢工的态度出现分歧后,前期的统一行径也就不复存在了。《大陆报》在罢工运动后期极力与工部局和《字林西报》划清界限。6月12日,《大陆报》在《申报》刊登了一篇“告白”,明确表明“愿华人勿视《字林报》为本埠全体或多数外人态度之代表”,“勿谓吾外人”皆是“盲目无知”“冥顽不灵”,并且说“《字林报》评论中国事件”一直以来“目光如豆”“食古不化”,从1911年至今皆是如此。此文对美方听从工部局的命令也有所解释,直言“工部局命令是否得当,吾人尽可于时局稍静、危机已减之时,从长辩论而决定之”,而《大陆报》目前服从工部局的命令,仅是出于对租界政府的服从。

  “截然有异”的论述中呈现出一个“分裂的西方”。罗志田在研究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时以“西方的分裂”来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和文明模式中的矛盾与冲突,不仅如此,“西方的分裂”还包含国际理念与实践的矛盾,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矛盾,这均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理想性和局限性。近代以来,中国致力于寻找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来改变孱弱的处境,从康有为的民主代议制到袁世凯的共和帝制,都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尝试,中国本对英美民主制度满怀憧憬,但其却在“西方的分裂”中化为幻影。正如周策纵所言:“正当中国知识分子尝试着吸收西方思想家的自由和民主的传统时,却遭遇到商业和殖民化的严酷现实。”

  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分裂的西方”,使广大中国青年大失所望。中国无法融入帝国主义建立的世界格局,同时也意识到英美民主制度的冲突矛盾和弊端,向西方学习以寻求先进政治理念的计划也因此宣告失败。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发生思想转向,一战及其后的“西方”在中国从一个美好的文化主体变为“整体分裂为优劣兼具的复合体”。

  宏观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孕育了社会主义的发生,如金冲及所言:“社会主义不是任何人心血来潮地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在矛盾难以解决的产物。”与此同时,俄国的十月革命树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典范。具体来说,英美两国在五四运动中的态度一方面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理论反思的资源,另一方面也为其提供了转向的条件。毫无疑问,五四运动的最初外部思想来源于“威尔逊主义”,但“威尔逊主义”的失败又导致“五四”知识分子观念的转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民主观念的转变,“五四”之后不少知识分子发出“民主主义是什么?”的呼声,认清以往的民主“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从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转向社会主义民主,追寻马克思主义中“真正的”“多数人的”民主。第二,对“和平法令”的信赖取代了“十四点原则”。比起空谈的“威尔逊理想”,俄国切实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计划流产之后,中国在十月革命成功的号召下,转而关注列宁倡导的“和平法令”。从号召融合东西文化,建立新的、统一的世界文明到联合全世界人民维护共同利益、反对共同敌人,以此从帝国主义国际原则转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转向真正的民族觉醒和独立,产生了无产阶级国家意识与世界意识。陈独秀等少数知识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之时便意识到:俄罗斯的革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之空气所充满也”,但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才意识到“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

  在华外媒是中外之间近距离交流的媒介,它不仅仅是西方的宣传路径,更是对西方眼中的中国的表述。五四运动亦让西方见识了统一的中国,外媒如是说:“中国人团结一致,齐心的像是一个人。”这也是五四以后政治思想生发和成熟的先决条件。虽然在后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观念、政治思想的分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民主主义等纷至沓来,但在“五四事件”后的几个月里,知识分子之间仍具有的联合精神,使他们具有整体、统一的转变条件。而且,中国摆脱了以往的依附型民族主义思想,开始真正走向独立。五四前的中国,内外事宜无不有其他国家的干涉和参与,政府也一贯将本国事务的解决寄希望于其他国家。在学英学日学美的潮流中形成了唯西方是好的观念。在对“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的清醒认知中,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摆脱英美的影响。最后,令英美感到不安的中国工人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运动中表现出的彻底性、革命性使西方意识到了中国的觉醒和独立。

  “西方的分裂”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使中国人眼里的“完美西方”不复存在,而“五四”的转向却在西方心中树立了新的中国形象。我们再返回到两份报纸对五四运动的总结性评价,《字林西报》“对学生运动在未来中国将据有的位置表示了赞赏”,《大陆报》从“民主教育”和“工业主义的进步”肯定了1919年中国的觉醒。“The year 1919 witnesses the opening of a new of intellectual awakening throughout China”(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知识分子的觉醒),英美与中国在“国际五四”间的复杂互动也就此结束。

  结 语

  《字林西报》和《大陆报》从英美两种不同视角叙述了五四事件,在国际纷争中勾勒出新旧交替的复杂格局中的五四运动,对五四运动的参与、叙述、引导和态度中暗含着英美两国的价值、理想和对外政策。

  在华外刊是珍贵的历史文献,拥有史料价值;也是寓意丰富的言说对象,具有研究意义;同时也天然地具备中西交互的视野和世界性的格局。

  “五四”是一个历史事件,也是一个学术命题。“五四事件”起于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发展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全国性反帝示威活动,最终在内阁垮台与拒签和约中结束。它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五四”是一个多学科、多视角交融碰撞的问题场域,无论作为在国际格局错综复杂、国内形势波诡云谲之间的“五四”,还是作为在新旧思想文化交汇变革之际的“五四”,或在不同时期被纪念和阐述的“五四”,都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五四”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立足于世界秩序的多元格局,我们将发现更丰富的“五四”,即“国际的五四”。

 

  注释略。

作者简介

姓名:田野 李永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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