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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报刊编辑思想探究 ——以《京报》为例
2020年08月04日 10:25 来源:《中国编辑》2020年05期 作者:张炳旭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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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邵飘萍是我国近代著名报人,长期的办报实践让他在编辑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编辑思想在主持《京报》期间逐渐成熟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编辑思想体系,价值层面秉持为国为民的编辑方针,技术层面追求独具匠心的编辑风格,经营层面施行副刊制胜的编辑策略。这些别具一格的编辑思想和出版经验,为现今的编辑出版工作者提供了历史镜鉴。

  关键词:邵飘萍; 《京报》; 编辑思想

  基金: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新闻人任白涛对日本新闻侵华的研究之研究”(KYCX19_075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洋军阀时期,战火硝烟弥漫,社会动荡不安。那个时代的进步报人既要肩负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责任,又要兼顾报馆的经营生存,客观现实要求办报人在编辑出版方面须有独特的编辑思想和运作经验。被张季鸾称为“第一功绩,即在提高访员地位,增进新闻纪事之信用”[1]的邵飘萍,不仅工于采访,而且在报刊编辑出版方面也有着极深的造诣。他一生担任过《甲寅》《汉民日报》《时事新报》等多份报刊的主笔,但一手创办并亲自负责编辑出版工作的只有《京报》。邵飘萍以“铁肩辣手”自勉并勉人,《京报》以批判社会黑暗、反映民众呼声为使命。在长期的编辑出版实践中,邵飘萍形成了独特的编辑思想,对我们今天如何办好报刊仍不乏借鉴和启迪作用。

  一、为国为民的编辑方针

  毛泽东说邵飘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2]。这番评价可以说是邵飘萍胸怀真理、不畏强权的倔强性格的一种写照。《京报》创办之时,北洋军阀势力正处于强盛时期,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的状态之中。面对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惨痛的社会现实,邵飘萍以《京报》为阵地针砭时弊、发抒民意,力图实现其“新闻救国”的职业理想。

  (一)充分发挥舆论导向职能

  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报纸大都为军阀、政党所操控,奉行“津贴本位”,绝少无政治背景。在生存的重压和强权的铁腕面前,不少报刊有意粉饰政客、歪曲事实甚至互相攻讦,丧失了原本应负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然而,邵飘萍却坚定地认为报刊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的代表,理应肩负监督政府、引导舆论的天然职责。他在《京报》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阐述报纸宗旨:“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3]在此番理念的影响下,《京报》时刻关注社会重大议题,积极置身敏感的社会舆论场,充分发挥大众媒介的舆论导向职能。

  在邵飘萍看来,《京报》的创办用意是要为人民建立一块舆论阵地,言他人所不敢言。因此,邵飘萍不时在报纸上对各种国内外重大问题发表看法。在创刊号当天的《评坛》栏目中,他大胆斥责北洋军阀政府“祸国病民”,号召国民团结共起“协力除之”;在第二版的《特别记载》栏目中,又对安福系政府违法乱纪行为予以正面揭露。仅在报馆开张后几天的报纸上,邵飘萍就写下了《查办吴佩孚》《武人与政客》《敬告某某两派》《匪与督军》等一系列檄文般的文章。这种集中式的刊载方法,强化了报道内容,拉长了人们对议题的关注时间,形成了强大的舆论集合效应。在此后的“五卅惨案”系列报道中,邵飘萍引导舆论的报刊编辑思想再次得到体现。惨案翌日,报纸即以《沪租界印捕枪杀学生之惨剧》为题详尽地报道事件发生经过。为配合新闻报道,邵飘萍亲自撰论斥责英日暴徒是“已退化于野蛮阶级之人中豺虎,自称文明绅士之强盗化身”[4],呼吁“全国人应一致对外,采用不合作之手段”[5]。与此同时,邵飘萍决定撤销一切英日商品广告,并启动副刊助力爱国反帝宣传。在邵飘萍明确的编辑策划意识之下,《京报》得以迅速将事件呈现至民众面前,进而成功激发人民捍卫国家尊严、反抗列强侵侮的集体情绪,实现了对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和有效把控。

  (二)倡导报刊的教育功用

  从报纸能够传播新知识的特点出发,邵飘萍敏锐地发掘报刊的教育功用并大力提倡。在许多文献中,他都曾明确地指出报刊应负有指导、教育民众的社会作用。在《新闻学总论》一书中,邵飘萍从理论角度阐释新闻事业的特质之一在于“最普遍的教育”,认为新闻纸的教育“效力不限于学校中几种教科书之范围,亦决非一二学者、政治家、宗教家之讲授演说所能及,凡人除在学校中一定年限之教育以外,即全赖新闻纸之日日给以研究之资材,为终身不断之修养”[6]。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言之过甚,但在以报刊为主要信息媒介的彼时,却有其特殊的言说语境。因此,出于报人的正直与良知,邵飘萍指出“《京报》言论所注重者,不独政治问题,外交、教育与夫社会上之种种事业”[7]皆可刊载。

  邵飘萍对报刊教育功能积极倡导,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提升民众智识。在邵飘萍看来,近代中国政治的不良与报业的不兴,很大原因是受制于民众教育程度的低下。为增进国人见识,邵飘萍于是将教育功用作为报刊的一个重要编辑定位。为此,《京报》专门辟有《国外要闻》《内外琐闻》等栏目,向读者介绍许多国内外文学、社会、自然类知识,使报纸版面充满浓厚的学术气息。除了常规性的知识普及,邵飘萍还善于抓住社会重大运动实现对民众的启蒙开智。在五四运动期间,邵飘萍自5月9日起有意将《特别记载》栏目安排在要闻版的《评坛》栏目之后,使评论和新闻紧密衔接、相互助力;在《特别记载》栏目的内容组织上,邵飘萍侧重以事实说话,注重文本的知识性,如对“德国租借(山东)权暨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缘起及范围”“日本在山东省内军事占领之缘起及范围”“中国何以要求归还”等问题的详细介绍,从历史的角度条分缕析地向读者说明山东为中国不可分割之主权。邵飘萍期望以这种客观、理性的方式来改变“国民之放弃责任,不管国家事”[8]的麻木状态,引导其思想走向正轨。此种从教育功能出发的报刊编辑观一直贯穿于邵飘萍此后的新闻实践之中。

  (三)重视读者的切身利益

  大众是编辑出版工作服务的根本对象,是编辑出版业赖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础。多年的编辑实践令邵飘萍意识到读者是报刊的衣食父母。他曾说:“贤明之社长、主笔,其眼光手腕必注射发挥于社会大多数的利益之上,不仅如银行公司之经理,只代表股东专为本社谋一时一事之利益。”[9]《京报》由此树立起牢固的读者意识,把维护读者利益当作办报使命。

  《京报》的内容涉及社会诸多方面,但不管所议何事,立论总能基于大众立场。初创时的《京报》在版面安排上即注重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辟有多种反映民生的小栏目。如《本京琐闻》栏目,主要报道北京地区发生的事件;《实业金融》栏目,主要介绍行市动向、物价涨落等商业信息;《来件》栏目则刊登读者寄来的消息、论说等。邵飘萍也在《编辑余谈》栏目中发表多篇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文章,如《反对吸吮贫民膏血的奖券》《社会对于银行之常识》《北京市之铜元票问题》等。《京报》因其言论进步而为读者欢迎,“出版历一个月,销数自三百份陡增至四千”[10]。

  当有重大事件发生时,邵飘萍会不惜代价将真实情况告知民众。1920年9月华北发生严重灾荒,当时很多报纸因畏惧当权者而选择沉默,《京报》却在要闻版以醒目标题披露灾情。9月30日,《京报》连续刊登《学艺筹赈会通告》《北京高师筹赈会简章》《陕西赈灾筹备会启事》,大力宣传民众的赈灾义举,传递社会正能量。而要做到这些,需要极大的勇气与当权者的威慑力相抗衡。正如邵汤修慧所言:“《京报》向无党派,惟以人民幸福为务,是是非非,毫不假借。”[11]邵飘萍尊重民众、以民众为中心的编辑思想为刊物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提升了读者对《京报》的认同感和阅读热情。

  二、独具匠心的编辑风格

  编辑出版工作可谓是一种精雕细琢原料的工夫。作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家,邵飘萍对报刊的编印质量也有很高的追求,他认为报纸应当内容丰富、报容美观、印刷精当,如此方能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出版作品。因此,从选稿、编排到印刷、装帧,邵飘萍都十分看重,力求做到独具匠心。

  (一)力避单调的内容安排

  大众化的报纸是为满足大众多样化的阅读需求而存在。不管是在邵飘萍的时代还是在当下的环境,倘若一份报纸内容单一、风格死板,恐怕很难于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出于办大众化报刊的考量,邵飘萍特别重视报纸内容的丰富多样,争取满足多数读者的口味与需求。他认为:“看报的人都看那与个人相关之事,所以报最怕是单调,单调止能为某一部份人注意,不能博大家的同情。”[12]因此,《京报》总是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刊载与社会各方皆有关系之材料。

  初期的《京报》因资力薄弱,只出对开四版一大张。邵飘萍及时调整编辑思路,精心组织稿件,将广告置于一、四两版,评论和消息则集中刊载于二、三两版。二版为《国内要闻》《特别记载》诸栏,三版则设有《各省新闻》《国外要闻》《本京琐闻》《编辑余谈》《内外琐闻》等多种栏目。《京报》内容触及社会生活的多个角落,具有覆盖面广、信息量大的特点。以1919年5月30日的《京报》为例,不含副刊《小京报》,仅二、三两版所刊文章就达59篇之多。在有限的篇幅内要容纳如此繁多的稿件,邵飘萍有他独到的编排手法。《京报》的稿子通常编得短小精悍,消息重要但所占版面不大,即使是重要的社评文章也往往维持在一千五百字左右。国内外通讯社的重要消息,经过重新编写、集中编排,使读者一目了然。邵飘萍灵活多变的内容编排法即使放在今天,似乎也仍不过时。

  (二)注重美观的版面设计

  除了对内容的严选精编,邵飘萍在版面设计上也有独特的审美标准。他要求报刊版面设计须美观、整齐且有吸引力,力求出版物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在稿件的具体编排上,《京报》采用“分栏编辑”法,稿件之间用实心横线分隔开来,同时在每篇稿件题名的上方点缀以花朵、圆圈、三角等图案,不仅样式美观而且易于引导阅读。在广告标语的处理上,或是以黑底白字,或用大号手写体,或用精致的花边,或配以有趣的摄影和漫画等,具有极好的视觉传播效果。这些问题看似细枝末节,实际上却是决定一份报纸格调高低的关键因素。

  为了增添版面趣味,丰富报纸的可读性,邵飘萍还善于使用各种新闻图片。新闻图片的突出特点在于其强烈的现场感,能够增强读者的视觉体验。《京报》在新闻图片的使用上以人物图片为主,尤以社会知名人士居多。例如1920年9月17日《京报》复刊当天,徐世昌、蔡元培、胡适等大批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纷纷发来祝词与题字,邵飘萍采用对称方式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他们的肖像照,借他们之口向读者宣告报纸复刊的消息。再如,为了更好地向国民解析时局,在1925年12月7日的报纸上增设《京报特刊》,刊登“最近时局人物写真”小影多幅。这些图片的使用是对新闻事件本质的一种较好诠释,有利于扩大《京报》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与此同时,图文结合也起到美化版面的作用,有效地规避了读者的审美疲劳。

  (三)精益求精的印刷要求

  邵飘萍独到求变的思想还体现于他对报纸印刷工作的重视。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报业发展基础还很薄弱,很多报馆在勉强成立之后,便再难有余力去完善印刷设备。因此,当时的报纸印刷质量大多比较粗糙,为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便。邵飘萍却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严把印刷质量关,从《京报》创办时便设想对报馆印刷业务进行改造。

  为提升印刷水平,邵飘萍创办了昭明印刷局,负责《京报》及各类副刊的印行出版。昭明印刷局人员齐整、设备精良,除满足京报馆一切印刷需求外,还承揽其他媒体机构的印刷业务。从1922年4月1日《京报》登载的“昭明印刷局广告”中可知其承印业务有“各种书籍、表册、股单、报张、文件等一切印刷品”[13]。1923年的另一份广告声称:“一切印刷品,俱用新铸铅字,新式符号,上等油墨。印刷鲜明。排工精巧,取价低廉公道。”[14]虽然这是邵飘萍的一种经营手段,但也可从侧面反映出该局印刷水准确实高超。《京报》因其精良的印刷而广受读者好评,但邵飘萍对印刷质量的追求并未止步于此。1925年,邵飘萍“另购铜模,改铸新字,自一号至六号,大小俱备,日夜赶工,前日起一律将旧字除去,报纸形式,遂大改观”[15]。印刷技术和设备的不断革新,为报纸的顺利出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京报》版面整洁醒目,时至今日,无论是字迹还是图片仍然清晰可辨,十分便于当代研究者的阅读检索,无形中强化了报纸的历史文献价值,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邵飘萍严谨负责的工匠精神。

  三、副刊制胜的编辑策略

  《京报》之所以为民众欢迎,固然因其立场进步,同时也与它丰富多彩的副刊密不可分。邵飘萍明确意识到副刊在报纸编辑中的重要地位,期望借助副刊来带动报纸销量、提升报纸声誉。因此,副刊成为《京报》编辑出版实践中的一大特色,是其立足北方新闻界的制胜法宝。

  (一)多种副刊联动出版

  《京报》素有“四多”之称,除评论多、消息多、通讯多以外,就是副刊多。邵飘萍办副刊是希望通过副刊能更好地联系社会、服务民众。《京报》初创之时,便设立了以文学、戏曲、文艺评论为主的文艺副刊《小京报》。邵飘萍聘请好友徐凌霄担任主编,撰稿者还有重远、百纳等人。该副刊坚决不登花柳猥亵一类的低俗新闻,注重对读者的文艺性熏陶以及对社会风气的改善。《小京报》为当时地位卑下的戏曲演员提供了谈艺说艺的园地。

  由于《小京报》的良好反响,邵飘萍计划进一步扩大副刊业务。1920年复刊以后,《京报》迎来了副刊的大发展时期。“七种周刊轮流制”是邵飘萍在副刊编辑出版中的一种创新。对于创办七种周刊的理由,邵飘萍解释道:“每日增发一种周刊,越七日则周而复始,虽不敢谓七种周刊各有绝不相同之界线,然其注意之范围,则个个有别;既可使各方任择其适口者,且日日翻新,亦可以免读者精神之疲倦。”[16]从1924年12月8日至28日,七种副刊全部落成,周一至周日分别为《戏剧周刊》《民众文艺周刊》《妇女周刊》《儿童周刊》《图画周刊》《文学周刊》《电影周刊》。邵飘萍曾自诩此举是副刊编辑中的“一极妙之方法”,对学艺与新闻事业的前途都大为有益。除此之外,《京报》还设有《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社会科学半月刊》《海外新声》《莽原》等副刊。至1926年4月被迫停刊时,《京报》已出版过23种副刊[17]。应当说,多种副刊联动出版模式是邵飘萍编辑出版实践中的一次有益探索,为当时不少报刊所争相模仿。众多副刊联合出版,极大地满足了热心时事、渴望新知的广大民众的阅读需求。与此同时,《京报》也因为副刊的大受欢迎而发行量喜人。

  (二)借重社会力量办副刊

  初创时期的《京报》编辑部只有邵飘萍和潘公弼两人。即使后来增加了徐凌霄、潘劭昂、吴定九等十余人,报馆仍旧常常在编辑人手上捉襟见肘。那么,《京报》何以能够支撑如此庞大的副刊事业并使之运转流畅?邵飘萍主要是依靠社会力量来承担副刊的编辑出版工作。邵飘萍一向重视与社会进步文化人士保持关系,他认为“理想的新闻纸者乃聚多数专门名家以充其顾问”[18]。凭借自身的交游与声望,邵飘萍邀集了诸多时人名流和学术团体担任副刊主编或为报纸供稿。

  在《京报》众多副刊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京报副刊》,享有民国“四大副刊”的美誉。邵飘萍邀请在当时副刊界颇有声名的孙伏园担任主编。孙伏园主编期间,鲁迅在该刊上发表《咬文嚼字》《忽然想到》《并非闲话》《战士和苍蝇》等三十余篇脍炙人口的杂文,使《京报副刊》在文艺界大放异彩。邵飘萍对各副刊主编采取了彻底放权的开明方针,声明:“各种附刊上之言论,皆各保有完全的自由,与本报无须一致,本报编辑部从不对于各附刊上参加一字。”[19]邵飘萍与社会人士真诚合作的态度使《京报副刊》在短时期内凝聚了一个强大的作者群体,为之撰稿者有鲁迅、吴稚晖、马寅初等知名人士。在《京报副刊》步入正轨以后,邵飘萍趁热打铁又约请鲁迅来《京报》主持《莽原》周刊。于是,报馆很快又集聚了高长虹、黄鹏基、向培良等一大批文艺界的精英之士。1925年6月14日创办的《国语周刊》更是组建了钱玄同、潘汉年、林语堂等豪华撰稿阵容。除借助社会贤达主编副刊,邵飘萍还聘请社会进步团体充任编务工作,如《文学周刊》由北京平民大学“星星文学社”主编、《妇女周刊》由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蔷薇社”主编等。尽管邵飘萍并不亲自领导副刊工作,但由于他很好地把握住了用人方向,使《京报》的各种副刊都经营得有声有色。邵飘萍借重社会力量办副刊的方式,一方面可因主持者的“名人效应”而带动《京报》销量,进而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推动各类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新的阵地。

  四、结语

  邵飘萍的一生是名副其实报人的一生。他在阐述其人生观时说:“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20]《京报》是邵飘萍一手创办起来的报纸,是其毕生经营的新闻事业。北洋军阀时期,尽管报业环境恶劣,但《京报》凭借邵飘萍独特的编辑思想依然逆势而为。在媒介技术急剧更新的今天,编辑出版业正面临深刻的变革,如何生产出符合时代传播特点的精品力作,我们或许可以从邵飘萍的编辑思想中汲取些许养分。邵飘萍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感知和把控能力、对社会舆论的解读和引导能力、对报纸编排工作的统筹和规划能力、对社会力量的借助和团结能力,对于今天的编辑出版业和编辑从业者来说无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迪意义。

 

  注释

  [1] 榆林张炽章.追悼飘萍先生//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46.

  [2] 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27.

  [3] 华德韩.邵飘萍传.杭州:杭州出版社,1998:80.

  [4] 飘萍.外人枪毙学生多名巨案//总统并非皇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329.

  [5] 素昧.不合作.京报,1925-06-03.

  [6] 邵飘萍.新闻学总论.北京:京报馆,1924:16-17.

  [7] 飘萍.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京报,1922-10-10.

  [8] 阿平.平心思之.京报,1920-09-17.

  [9] 邵飘萍.新闻学总论.北京:京报馆,1924:8.

  [10] 潘公弼.纪念飘萍先生//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47.

  [11] 邵汤修慧.未亡人.新闻学刊,1927(2).

  [12] 飘萍.中国新闻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其事业之要点//黄天鹏.新闻学名论集.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29:49.

  [13] 昭明印刷局广告.京报,1922-04-01.

  [14] 昭明印刷局.京报,1923-04-18.

  [15] 本报印刷已革新.京报,1925-02-01.

  [16] 飘萍.“七种周刊”在新闻学上之理由.京报副刊,1924(6).

  [17] 孙晓阳.中外名记者丛书:邵飘萍.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40.

  [18] 邵飘萍.新闻学总论.北京:京报馆,1924:24.

  [19] 飘萍.附刊上言论之完全自由.京报,1925-01-07.

  [20] 潘劭昂.我负飘萍先生//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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