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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钟》:知识的内外流动与地方民智启蒙
2020年06月23日 10: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石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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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一群在北京求学的陕西籍学生有感于陕西各方面社会问题严重,加之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于是创办了一本专门向陕西人民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期刊《秦钟》。《秦钟》为月刊,由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编辑,第一期于1920年1月20日出版。《秦钟》的稿件来源多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会员投稿,主要作者有晓秦、陈顾远、克强、天弢、杨沛、王焕猷、朝生等人。该刊共出版6期,后停刊。

  进步学生的社会改造理想与媒体实践

  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由北大、清华等校的陕西同乡组成)以“自决的及互助的精神,以谋桑梓的幸福及文化的发展”为宗旨,创办《秦钟》,使其作为知识青年报国和服务家乡的媒体实践阵地。该刊的宗旨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唤起陕西人自觉心、介绍新知识于陕西、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唤起陕西人自觉心”,是旅京陕西学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改造的核心实践目标。这一宗旨,意在通过新知识、新思潮的介绍和传播,使得陕西人能够自发觉醒,不再受任何军阀或专制者的奴役,从而拥有健全的人格和完整的人权。“介绍新知识于陕西”,则是旅京陕西学生有感于陕西地处西陲,受制于交通不便而消息不畅,仍在沿袭旧规,所以他们觉得有义务为陕西同胞提供新知识以适应新社会的发展要求。至于“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则是为了揭露陕西的兵祸及各种社会问题,使外界了解陕西人的苦楚,从而集思广益为其找出解决之法。在这三个方面中,“唤起陕西人自觉心”是核心诉求,而“介绍新知识于陕西”“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是具体手段。这反映了旅京陕西进步青年学生试图借助期刊实现知识的内外流动,从而将陕西的地方性社会问题与全国的新思潮新知识进行对接,以达到启蒙民智的目的。

  通过倡导社会改革推动民智启蒙

  《秦钟》在内容选择和编辑方面始终围绕宗旨,在面对众多的新知识、新思潮时,持谨慎态度。为避免陕西人信息过载,他们的原则是“只把浅近而且急当施行的介绍到陕,并不想借《秦钟》高使主义,新奇立异,越使已沉水火的人,难以起来”;在面对众多有价值的学说时,《秦钟》仅选择符合办刊宗旨的进行转载,而非像读者来信所建议的“特辟选录一栏,以介绍有价值的学说”。

  在这一原则下,《秦钟》的栏目设置主要有论坛、评林、调查、小说、讲演、附刊、学海等。其中,“调查”一栏主要用于“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例如《陕西的形形色色》《同州社会面面观》《陕西商业上的种种现象》等调查报告,揭示了陕西社会的方方面面及其存在的各种问题。此外,旅京陕西学生通过《秦钟》积极将新的农业知识(自来水灌溉农田、农业改良等)、健康知识(流行性感冒和瘟疫疾病的原理及防治方法)以及文化知识(新式标点符号的用法及潼关之外的新思潮)等介绍到陕西,从而使陕西人民更好地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秦钟》刊发的文章,所追求的关键目标在于“唤起陕西人的自觉心”。正如在《什么是我们底生活呢?》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正常的生活包括四个要素,分别是有意思的、常进化的、重自我的、要互助的。而这种正常的生活是唤起陕西人自觉心的前提,为达成这一目标,积极推进民智启蒙是必不可少的。在民智启蒙方面,《秦钟》主要是通过社会改革的内容呈现来提高陕西人民的思想觉悟。

  在通过倡导社会改革来推动民智启蒙的意图驱动下,《秦钟》在内容选择方面大多聚焦于民俗、教育、女权等具体社会问题。在民俗方面,《解放俗典——无形的监狱》《废除缠足的恶习》《我乡急宜改良两大恶俗》《我对于丧礼的改革》等文章中对“一生不出门,就是活神仙”等生活俗典、“缠足”以及男婚女嫁时的各种旧习均有着明显的批判意识,同时积极呼吁进行民俗改革。为此,编者还在第五期特意转载了胡适之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的《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并特别指出“此篇文字对于风俗礼制改良的前途,很有关系,所以把他介绍到陕西那边去。胡先生所说的是安徽的风俗,却连我们陕西大致相同。胡先生的改革,虽然是个人的主张,却也是一般人的普通感想。不过一般人所感想的,为恶习惯所束缚,说不出,做不到。胡先生才说破,给我们做个榜样罢了”。在教育方面,《我对于陕西教育的意见》《实行平民教育的方法》《官僚教育和平民教育的比较》《敬告陕人——作先生的人注意》《敬告陕人——作学生的注意》等文章,则从不同的教育方式和教育中不同的角色立场为陕西的教育改革提出了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秦钟》还注重通过《这就算家庭教育吗?》《只为一个馒头!》《督军梦》《乞儿》《长期的流刑》(翻译稿)等小说寓教于乐,推动陕西人民的觉醒。

  因受打压和内部分歧而被迫停刊

  《秦钟》虽是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的刊物,但其发行却不局限于北京和陕西这两个直接对接的地域,在武昌和四川也设有代售处。该刊虽然是针对陕西人而创办的地方性刊物,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这些读者分布在小学、中学以及师范学校等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读者群体之中。读者的集中性和多元性使得《秦钟》能够在学生群体和社会群体中发挥影响,从而实现“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介绍新知识于陕西”“唤起陕西人自觉心”的办刊宗旨及其媒介传播效果。然而,《秦钟》因其刊载内容多“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而深为当地军阀或专制者厌恶。其中,触怒陕西当地军阀的文章主要有《刘存厚的新名词》《刘存厚之劣迹种种》,文章揭露了刘存厚及其军队在陕西的种种劣迹。这种针砭时弊的刊物风格,使其常被陕西当政者指责为“言辞妄诞,居心不轨,实含有过激主义”。在受到当政者打压以及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内各校代表的意见出现分歧的情况下,《秦钟》仅办了6期就宣布停刊。

  《秦钟》的遭遇反映出了近代中国的言论环境和当时进步青年积极利用大众报刊这一新兴媒介来实现知识的内外流动,以期达成启蒙民智和改造国民性的目标。这种社会改造实践颇有成效,这种成效可从编者自嘲式的话语中得到直接体现,即“《秦钟》月刊不过是些小小学生,以其所学所得,开始服务社会,实行文化运动的新鲜萌芽。有什么可怕的价值。有什么可怪的必要呢?劳得起当局要人,和大人先生们的大惊小怪?”然而,由于顽固旧势力当权掌势,这种地方性刊物的知识流动和民智启蒙极易中断,其传播效果并不能很好地持续下去。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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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石华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禹瑞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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